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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自述：大学，如果没有人文

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题。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冷血”的张爱玲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19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消息的时候，宿舍里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动的虫……

《烬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从1939年到1942年间，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怪怪的”，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

散步的朱光潜

仪礼堂后面，有一条山径，洋紫荆艳丽无比，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九重葛烂漫攀爬。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后，偶然之间，我读到朱光潜回忆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的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绕几个弯，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气，对于我成了一种瘾……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

朱光潜，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写了《悲剧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等等，其中《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在1930年代的北京，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还在家里主持一个文艺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辩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凌叔华、卞之琳、林徽因、萧乾等人。沙龙所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小小的客厅里辐射出去，成为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

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是港大的四年，“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潜是谁?

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

许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湾人早期也读过“落花生”的小品。胡适之向港大推荐聘请许地山做中文系系主任，主要因为台湾出生的许地山既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又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双重学位，是一个学兼东西的人。在1935年到1941年的六年间，许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内容，对整个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四处演讲，宣扬国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许地山如何把陈寅恪带进了港大的历史。

陈寅恪的学成过程出奇地多元丰富，几乎像欧洲概念里的“文艺复兴人”：1902年他就读日本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读书。1914年因为欧战爆发而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深造，先在哈佛大学学梵文，后又转往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培养了阅读蒙、藏、满、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这个时候，许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