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大搬家。新办公楼换了茶色玻璃贴了壁纸，但没了放书的闲屋。孔夫子搬家，怎少得了书?我们在新办公楼设计了许多方案，只安置下了有限的几本。看来，我们曾引以为豪的资料室气数已尽，只好像阔起来的财主趁乔迁抛弃糟糠之妻了。大伙挑出了“毛选”、“邓选”和带密级的，剩下的半屋一字了之：“卖!”

好不容易请来收书报的贩子，他横扫了一眼，把用绳子结成的大网兜往书堆上一丢：“两毛一斤!”随后刽子手般指挥大家往兜里填书。处里那位嗜书如命的“书虫子”，还在做着最后的“抢救”工作，嘴里咒骂着：“罪过哟罪过”，硬是从“虎口”里抢出了两啤酒箱子书。

小贩连秤都懒得用，拿眼估了估：“500 斤!”丢下了脏乎乎的 100 元钱。

大伙像刚送完葬，一时无话。我瞅着大难不死的两箱书，忿忿提议：谁愿意跟我到外面摆摊去?大伙都跟着起哄，我选中了最先响应的老 Z。

第二天，我俩先作了“战前分析”：这两箱社科类书籍，只有到东郊的高教区，才能适销对路。然后，两人架上大墨镜，骑上自行车，迎着六七级东北风，来到某大学学生公寓前。

选了处较开阔的草坪，我俩打开书箱，象征性地摆出几本书。不远处有一堆学生在聊天，似乎并没注意我们的出现。“老 Z，咱们得吆喝几声吧?” 老 Z 有一副雄浑高亮的男高音，先前在一家文工团唱过歌剧，曾在舞台上塑造过一位光彩照人的革命英雄形象。今天算是屈就了他，看来一时还放不下 “革命英雄”的架子。我小人物没什么包袱，今天义不容辞该由我先吼这“第一声”了。我清清嗓子，运运气，朝着那堆同学喊起来：“卖书了，同学们，过来看看书吧!”学生们听到喊声，纷纷走来把我俩包围起来。如同一个精心梳妆过的少女，虽然希望引起异性的注意，可一旦吸引了太多的人，得意中就会有几分紧张。看到“顾客”们在奇异地打量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我有些不自然了，虽然隔着墨镜，仍不敢跟人对视。再看老 Z，此时倒坦然了，大概已进入了角色。

我这里还在做着“心理调整”，老 Z 那边一个男同学先挑了 4 本书，两人已在讨价还价了。老 Z 说卖半价，那人说都是旧书了，嫌贵。几个回合下来，我怕生意黄了，沉不住气，就上前“调解”道：“开市大吉，一块一本吧!”成交后，老 Z 还在卖乖：“哎呀，这样我们就亏死了!”

一个女同学一口气将有关西方经济类书籍全挑了出来，数了数，8 本，然后掏出一张 10 元和几张 1 元票子，怯生生地问：“8 本，多少钱?”看来这是个真正爱书但不懂得还价的主儿。我大发“慈悲”：“你要的多，优惠， 5 毛一本。”女同学谢过，满足地走了。

紧跟着，一个男同学挑出两本科普书问我：‘这个多少钱?”“一视同仁，也 5 毛。”他不慌不忙地把书递给我：“你看看，这书定价才多少?” 我接过一看，原来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一本两毛五，一本三毛五。我说： “这种书吧，今天来看原价与价值是相背离的。你看，印刷质量多好，还都是毛边纸。”“那也不能高于原价呀?”“这有什么。8 分钱的邮票都卖到几万块呢!”斗嘴归斗嘴，最后我还是让了步：“两本一共 5 毛吧，买一送一。”小伙子对这个“朝三暮四”式的价格挺满意，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 5 毛票子。我一挥手：“干脆，送给你了，不要钱!”小伙子不好意思了，硬把钱塞给我。

这时，一个女同学指着几本新书问我：“怎么这些书都是一样的?”我一看，都是平时上级业务机关压下来或同事朋友的“情面书”，在每年的办公费中，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次，除了朋友签字让我“惠存”的，其余的只好对朋友不起了。不过我想，即使朋友知道了，也不会见怪的，虽然处理的方式不如大作家街头签字售书来得排场，但毕竟也是扩大了读者面。书嘛，先得有人读，才能实现其价值。这里面也有收入了鄙人拙作的报告文学集和杀文集，出书时我包销了一部分，拿出送人觉得太酸，原想卖给小贩去化纸浆或包五香瓜子的，谁知也被抢救了出来。沦落到这种地步，我有一种卖儿鬻女的感觉。我不便跟那位女同学解释，便大度地说：“这些书你看好了哪一本，尽管拿，我免费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