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忠义”观是在不断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完善起来的，且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日本文化特色的重要内容。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日本人的忠义观与武士道精神。

日本着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曾说过“我国从古至今，并无‘忠义’一词，‘忠’字也是从汉字借来的，读作‘tada”。但自古以来，日本人对忠义精神却一直大加颂扬。

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小泉八云的着作《日本与日本人》等都把忠义精神看作是日本国民特有的国民性而加以颂扬。提到“忠义”一词，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会马上浮现出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那么，这种忠义观和武士道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

作为一种有完整体系的道德思想而言，日本的“忠义”观念形成是较晚的。不过，源头可追溯到汉字、儒学的传人。早在3世纪邪马台国时期，日本已有懂汉字的人，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把书籍从朝鲜带回国。而把汉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是百济王仁。应神天皇l6年(公元285年)，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经、左氏春秋)博士王仁从百济携郑玄注的《论语》l0卷和《千字文》1卷到日本，献与天皇。当儒学传人日本后，便对日本的政治思想和道德风俗产生了巨大影响。

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武器，成为施政的主要依据。“忠义”思想也随之开始形成。然而，真正意义的日本“忠义”思想的形成与武士道思想的诞生是相辅相成的。武士道思想形成于平安、镰仓时代，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未见“武士道”一词的出现，只是一些具有狭义的“战争道德”含义的“士道”、“战之道”等词语出现在当时的武士之间。其内容见于《吾妻镜》等史书以及《平安物语》等军记文学作品。但在平安时代形成的武士团和镰仓时代创建的“家长制”(忽领制)都是以儒教思想为基础的，都体现出了庄园内主从间的道德行为规范。具体体现为主君赐予家臣封地和身份(被称为“御恩”)，家臣则对主君矢志效忠(被称为“奉公”)。这种关系是以家臣对主君的“忠节”为核心的。这种家长制对庄园里的武士品行提出了要求，内容都借助了儒家的“德目”(即三纲五常)的思想。所以，在日本社会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使日本的“忠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具有了“氏姓家族性”这一浓重特点。在以身份序列维持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政治体制下，一个氏姓就成为一个源于家族而又高于家族的利益集团，氏姓本身就不可避免的成为献忠的对象。氏姓体制下百姓和武士只须对氏长和氏姓忠诚就行了。而这些思想也原封不动由后来的武士团体制加以继承，也是源赖朝及其御家人的雏形，因而“氏姓家族”体制得以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