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慎终除微”的处世方法.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是对老子“无为”处世之方的发挥。这种“慎终除微”的方法，在魏晋篡杀之世，不失为一种避祸保身的妙法。但在险恶的社会之中，最终也难保全自身。郭象、等魏晋思想家是被杀致死的。这种超世思想反而成为当时的上层分子，醉生梦死。苟且偷生的辩护词。据载当时有些上层分子每日膳费以一二万钱计，“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还故示清高，标榜心胸高远，心神超然，这是扭曲的社会形态下对人性的扭曲。

任何思想家其思想形成离不开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个人亲身经历以及前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从社会背景来看。老子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战略策·秦策四》记载，韩魏两国在秦国的进攻下，士兵“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下”，“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针对当时过分纷争，过多杀伐而造成的人民的疾苦，老子提出“谦下”“不争”的政治谋略和处世哲学，作为舆论压力，对那些动辄杀人几十万的滥杀者，是一种有力的鞭挞。他用理性的旗帜，试图从人生态度，道德修养方面唤起人们心灵的不争良知，以制止战争的行为。在此情况下，“贵柔”“守雌”反映了时代的呼声.人民的愿望以及人民对和平生存环境的企盼。可见老子的主张和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放在那个时代，才能显示它的积极历史作用，而也正因如此，才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魏晋时代战乱频繁，是充满动荡、血污的社会。在这种篡夺频繁的年代，举手投足，动辄得咎，随时都有杀生之祸。逼使人们对人的生命意义进行关注。对人生短暂的慨叹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音调。面对时代的苦难，王弼和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痛切地感到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人格和心理状态分裂，其思想表现出矛盾的倾向，一方面肯定现实，忧国忧民，积极追求建功立业;另一方面表现和抒发个人的不幸和苦闷。王弼倡导“以无为本”综合儒道，以儒学“仁义礼智”为立身之本，又以道家的“谦退”之德来保身持家，以全福禄.即“内圣外王”之道。正因这一时代特点，使王弼追求的超世理想与老子的超世精神不同，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是“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现实人生。

从伦理思想家的个人经历看。老子是春秋末期士阶层的一员，当时土阶层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士阶层中，那些积极入世，登上权力之巅的人对宗法式贵族政治有高度认同并从各方面去维护它。但在与王权政治的认同中，士阶层多数仍在竭力维护自己的理想和独立，坚持道统高于政统。老子为圣王设计理想方案，又对现实仁义礼智进行批判。他的伦理学说，有可能成为统治者进行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的工具。另一方面从人格修养中推衍出的理想政治一旦和现实发生冲突，就可能以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与现实政治构成反对力量。王弼“幼儿察慧，年十余，好老庄，通辩能言”(《王弼传》)魏正始间，王弼等祖述老庄，开始玄学之风。成为“贵无论”的主要代表。王弼的政治活动极少，但他关心时事，极力反对逃避现实的隐士。对当时时代课题和政治积弊进行深刻的理解和观察。作为魏晋时的青年思想家，以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他对以往的统治思想，尤其是儒家名教进行批判总结，并由此提出他的伦理思想。主张“名教出于自然”，调和儒道，为统治者提供治国方略，同时也探索出安身立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