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道德修养方法与道德理想

既然老子认为道德规范的产生是道德自身的蜕化，是“有为”的结果.是造成社会关系混乱的原因。因而就要使道德“复旧于朴”.一方面要“绝仁弃义”，取消道德规范，而最根本的条件足要消除道德主体的主观因素。为此要泯灭知、欲，“为道…‘绝学”。因为学习会增加知、欲，知识愈多，愈不能认识“先天地生”的“无为”的“道”.要认识“道”，还必摈弃感觉经验，“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五十二章)直到“无知无欲”.就能达到“素朴”的道德理想境界，可见，由“绝学”而减知、欲，而“体道”“反朴”既是老子的道德理想，又是其具体的修养方法。同老子一样，王弼反名教的形式主义，认为其已被利欲之徒当作欺世盗名、沽名钓誉的工具。“患薄欲而兴名行，崇仁义而愈致斯伪，况术之贱此者乎?”(《老子指略》)但他并不象老子那样否定仁、义、礼、智之名，而提出了维护和挽救名教的妙方.并对理想的道德社会进行了设计。既然万物“以无为本”“名教本于自然”，“自然”是“本”，名教是“末”，那么要使“仁德厚”，不是单靠弘扬仁、义、礼道德规范本身所能奏效的，反而“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注》三十二章)。因此不能“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注》三十八章)必“绝圣弃智”，使民“反朴归真”，所谓“崇本息末”，然后“无心为仁而仁存，无心为义而义存”。这里的“绝仁”，也就是“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老子指略》)达到”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注》三十八章)的道德理想社会。

可见.在道德修养方法上，他们都反外在的形式主义的道德教化.主张“无为”，“绝学”。把道德看成与知识、欲望乃至利益都毫不相干的绝对“圣物”.这不但排斥了道德认识，而且连人的自由意志.行为选择都一概否定。老子达不到目的。而王弼的“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的命题本身包括着对名教形式的鄙薄.同样也达不到“自然”和“名教”的统一，反而为门阀仕族荒淫的生活方式提供理论依据，有可能导致对名教的否定两人对理想道德境界的设计，其内容不同。老子的理想是“有实无名”的“至德之世”，即“相爱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庄子·天地》)。老子的目的是复归于“朴”的理想社会。王弼结合时代特点，发挥并改造老子思想.认为理想的道德境界应是“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的境界。老子的道德理想是对人类道德认识发展和道德自觉的反动，是虚幻和反现实的。比较地说，王弼的名实相符论更具有现实合理性，至于在现实中并没有达到他所设定的道德境界，是不能让王弼负责的。

3“无为”和“慎终除微”的处世态度

处世之道是老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其态度有时表现为超世倾向，有时又表现为顺世精神。老子处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他认为现实的人生追求是保全自身，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无为”。他说“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以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要达到“全身”的目的，要做到“清静…‘不争～柔弱处下”因为“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第六十七章)只有柔弱不争，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就能避免祸咎。在他看来，“有为”必招致失败，必须“知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因而要混同尘世、不露锋芒。解脱纷争，达到“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从而超脱世俗纠缠，求得自身保全。老子的“柔弱不争”，“知足”的超世精神，在消极形式中包含了积极意义。老子所说的“柔弱”并非通常所说的软弱无力，而其中包含了无比坚韧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使人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克服困难迎接光明。柔弱、谦下，使人具有豁达的心量，积淀为民族的博大胸怀和国民的谦虚精神。但老子的“祸莫大于不知足”的说法，很易将人导向消极退缩的道路，养成一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保守心态。他强调的柔弱不争，并达到处上的目的，如果人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中.将会丧失奋发有为精神.对不合理现象不敢抗争，变得没有骨气而缺少个性，以致失去坚持和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是“无为”处世态度的消极影响。与老子同，王弼的处世之道在其思想中颇具特色。面对政局不稳，随时有杀身之祸的社会现实，如何自保，便成了他思考的重点，提出了应付时局的自保之术。既然客观事物难以把握，世事时局难以予设，人们惧祸之深，那就要“反本于无”即对荣辱、宠爱不可孜孜以求，因为“安身莫若不竞，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周易略例：颐卦》)任何欲求，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要避世自保，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慎终除微，慎微除乱”(《注》第六十四章)，必须“无过”，“除微”关键就是“慎”字，人能“慎终除微”就能够形同赤子，心若枯井，无欲无求，哪怕是“疾雷破风，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即使遇到“亡国灭君”“侮妻子。用颜色”的大变也能泰然处之，达到无死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