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探讨他们的人格精神和创作实践存在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特质。

朝代的更迭往往会伴随文化思想的变革。出现于初唐高宗朝中后期的四杰，其文化心态和艺术精神相对于前朝文人及当朝的龙朔诗人，呈现出新的特质，在他们的人格品德和创作实践上都有深刻的反映。

1 “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初唐四杰的得名，历来众说纷纭，学者曾作详细的考证。一般来说，“四杰之称大抵始于咸亨初年。”《旧唐书•裴行俭传》言：“时有后进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可见四人的齐名缘于其文。唐人称颂四人才藻相类，喜欢对其品评比较。其实四杰不仅文才相似，综观一生，同样福薄命舛。纵使少负才名，无奈沉浮辗转，处境悲凉。王勃天资聪慧又有家学渊源，相传六岁能文;杨炯幼时博学聪敏，十岁举神童，待制弘文馆;骆宾王七岁以一首《咏鹅》显示过人才气，流芳千古。但命运不但没有偏袒才子，还额外降祸。王勃二十七岁遇险溺水而死，生命刚刚启幕就匆匆收场。杨炯一生宦海浮沉，官卑职小，晚年凄惨寂寥。卢照邻虽活到了六十岁左右，但三十八岁即得恶疾，几成残废，因难以忍受病痛折磨投水而殁。骆宾王的结局更是说法不一，无论兵败被诛还是投江自尽，都无尽悲凉。引用王勃《别薛华》中的“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评价四人实为贴切。

2 初唐四杰的人格品德

传统文人受正统儒家文化熏陶形成“达则兼济天下，穷着独善其身”的思想，四杰也不例外。青年时的王勃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抱负，他以才华为进阶石，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撰写《上刘右相书》，直陈政见，挥斥时弊，希望跻身台辅，决策中枢，“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受到当权者的重用。杨炯二十七岁应制举及第，授校书郎。卢照邻为邓王元裕赏识，被授邓王府典签。骆宾王宦海几浮几落，但政治热情始终不减。四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王勃的《滕王阁序》云：“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可见其经世济国的宏愿。杨炯以《从军行》、《紫遛马》、《战城南》、《送刘校书从军》等边塞诗赞美边塞将士保卫边疆、建功立业的爱国抱负，更流露豪情壮志。卢照邻的《咏史》吟咏汉代季布的风云际遇，寄寓了他兼济天下的进取意识、积极入世的愿望和坚持操守的精神。骆宾王虽一生坎坷，但从未放弃政治抱负，《从军行》表现了他投笔从戎、忠君报国的凌云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