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多数论者肯定了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认为这一发展战略有利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利于消解绝对平均主义分配观，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充分肯定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不少论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策略是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绝对平均主义而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这种长期的矫枉过正会出现新的偏差，如忽视社会公平、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弱化、忽略政府应尽的责任、颠倒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与发展的基本手段、基本途径的关系等，所以应与时俱进地发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理论。也有论者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理论上把公平等同于平等而割裂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把效率看作发展的目的而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把效率等同于生产力范畴把公平等同于生产关系范畴而混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在实践上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和影响社会安定等负面效应，从而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加强政府的调节职能的观念相违背，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应该淡出，应更加突出强调公平的地位。还有论者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时代局限性日益凸显，基于此，应该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兼顾结果平等。因为，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效率与公平属于同一序列，而且效率与平等是公平的应有之义，是公平的两个不同维度。甚至还有论者呼吁公平优先，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新阶段的战略目标不相适应，会导致伦理上的困境即公平的缺失。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呈现出交互优先的动态关系。在新阶段，只有公平优先，追求效率才更能体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更能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公平优先”论

持此观点的一些论者认为，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应把公平摆在优先的地位。因为，第一，只有把公平放在优先地位，才能体现出社会对人人机会均等这一天赋权利的尊重;第二，公平优先，更加突出了政府的调节职能，从而更有利于减少社会的不协调;第三，公平优先，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差距，更有利于社会稳定;第四，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社会公平更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公平与效率统一”论

“公平与效率统一”论是批评各执一端的“效率优先论”和“公平优先论”而出现的，他们分别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关系。如有论者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其实质就是在鼓吹和人为渲染公平与效率二者的矛盾和冲突。“公平与效率是相互促进的。在不公平之恶较多较重的情况下，效率不可能有较大提高;即使有些提高，在程度和持续时间方面也是有限的。”另有论者指出，公平是作用于效率的动力因素，它通过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而提高效率，故公平与效率是完全一致而成正相关变化的。还有论者认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二者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它实际上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总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公平与效率看做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两个范畴，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的政治保障。

(五)“区别对待”论

这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能笼统言之，而应区分对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们认为，在历史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价值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或不同层面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层面上，效率是从属于公平的，“公平正义是人的现实目的性追求”，“效率是公平正义的产儿”，“只有在社会公平正义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社会效率”。在社会学层面上，公平与效率应该兼顾，且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和条件，因为“在这里，公平正义就主要作为社会政治问题的代表而存在，效率则主要作为社会经济问题的化身而出现”。在经济学层面上，公平从属于、服务于效率，被沦为效率的手段，因为效率是经济活动和物质生产的直接目的，“正是这直接目的性作为人们思考认识处理问题的直接视野，也就很自然地被人们拿来作为一种价值框架、判断依据”。在价值哲学层面上，公平和效率都是实现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手段，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而“包括公平、效率在内的其它一切均只不过是人借以实现自己本质力量的方式，都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归”。因此，只有当我们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理解成“社会要求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且其中的公平不仅仅理解为“社会财富的分配”时，在这种意义上才真正构成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二者之间才存在何者优先的问题，而且答案也蕴含在问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