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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义和所指的区分是弗雷格在语言哲学上的重要贡献，它构成了20世纪语言哲学的两个语义学要素，这也是语言的两个功能。弗雷格是为了解决同一性问题才区分出涵义和所指的，同一性问题也就成了后来的Frege's　Puzzle(N.Salm-on)。弗雷格理解的涵义是一个十分丰富的语义学要素，尽管他本人对涵义理论并未给出一个系统的框架，但他开创了语言哲学的这两个主题：意义理论(狭义)和指称理论，统称为意义理论(广义)，也即是说，语言哲学即是研究广义意义理论的哲学。弗雷格认为语言与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并且语言可以对世界有所描述，这依赖于他对涵义的定义，因为他认为涵义决定指称。正是在此意义上，弗雷格被归入描述论者的行列，而不是一个直接指称论者，因为其意义即是描述性质，上一部分我们已经探讨了世界的结构：对象+概念，那么与此相应，语言的两个语义要素———涵义和所指———是如何指称实在的呢?他分别从专名、概念词、句子来加以详述。弗雷格认为专名是单称词，所有指称一个单独对象的语词或短语都是所谓的专名，专名指称对象，专名的涵义是：给出指称的方式。他并没有区分专名和摹状词，广义的专名还包括摹状词和句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都是弗雷格意义上的专名。专名事实上是一个描述性的短语，这构成了专名的涵义，通过专名的涵义专名能指向一个具体的对象。弗雷格认为每一个专名都有涵义和所指两个部分。专名、专名的涵义和专名的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多对一的关系，反之则不成立。

也就是说，一个专名必有一个涵义，一个涵义必有一个所指，但一个所指可用多个专名（符号）表示，可由多个涵义来确定。当然，一个专名对不同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涵义，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可理解为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出生在斯塔吉拉城的人，《形而上学》的作者。但弗雷格认为只要一个专名能指称一个对象，至于是依赖哪些涵义来确认这个对象的则是无关紧要的。对专名的涵义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依赖理解者对语言整体的足够把握;其二，我们不能把握专名的全部涵义，在给出专名的涵义时，它只是对专名所指称的对象的某个片面的认识;其三，专名的涵义提供了对其所代表对象的一种表示方式，专名的涵义可以作为把握其指称的手段或根据。也就是说，名字的涵义由与它联系在一起的描述来确定，无论对其涵义的描述是一个封闭的集合(经典描述论)还是一个开放的集合(非经典描述理论)，名字都是通过涵义来确认指称的。由于弗雷格并没有区分专名和摹状词，因此说专名的涵义确定指称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专名与对象的联结是通过实指或约定来实现的，“Plato”对柏拉图本人并没有给出任何描述，这就是后来直接指称论者反驳描述论者的理由，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不知对象的任何性质的前提下来谈论这个对象的名字，这并不阻碍交流，如“爱因斯坦是聪明的”这句话对一个不懂科学不知爱因斯坦是谁的人来说，他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涵义。弗雷格认为概念词也可区分为涵义和所指。概念词的所指是概念，不是对象，至于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他并没有加以说明。达米特给出的解释是：概念词的涵义决定了专名指称的对象映射到句子指称的真值上，其涵义即是这种映射方式［６］。但这只是说明了概念词的涵义与其指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从实质上说明其涵义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弗雷格对专名和概念词的涵义都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说明，而只是给出了涵义这一语义要素。《算术基本规律》英译合编本的编者弗斯(M.Forth)认为弗雷格有“重指称、轻涵义”的倾向。实际上并非弗雷格轻视涵义理论，而是涉及涵义这一丰富的语义要素时，很难形成一个系统一致的理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概念词的涵义：概念是不饱和的，概念词的涵义也是不饱和的，是句子的涵义(即表达出的思想)的一部分，我们用句子的涵义减去专名的涵义剩下的应该就是概念词的涵义。当然这种方式是十分机械的，而且也是不成功的，因为句子的涵义肯定不是各部分的涵义之和，整体应该大于部分之和。弗雷格认为概念词的所指是概念，不是对象，概念词与对象的联系是间接的，非本质的，上文我们已经提到概念在弗雷格看来是客观的，是存在于第三领域的东西，因此，概念词是必定有所指的———指称概念，这符合弗雷格的预设———“所有符号都有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