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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思想史上，似乎很少有人会像卢梭那样受到迥然有别的双重评价。康德对卢梭推崇备至，以至于不惜将最华美的颂词献给这位思想上的启示者:“我要反复阅读卢梭的书，一直读到他书中词句的美不再搅动我的心灵为止。只有到这时候，我再读他的书，才能从理性上领会他书中的意思。“康德承认，这个他称之为“道德世界的牛顿”的人——卢梭对其影响是根本性的、奠基性的和方向性的，他使之明白了在纯粹思维的追求之上还有人的尊严和人权。但在其同时代中的学者看来，卢梭并不配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伏尔泰在阅读了卢梭赠送的著作之后就回信挖苦道:“先生，我收到了你反对人类的新著，我感谢你。没有人会动用如此心力来教唆人类返回动物状态。读尊著，使人渴慕四脚爬行。谢天谢地，我遗忘这种习惯已经六十多年了。对于热衷于启蒙运动的旗手来说，伏尔泰根本不屑于卢梭祀人忧天的言论，因为其时人类需要的是心智的启蒙、清明的理性和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再度返回到混沌、愚昧和无组织的蒙昧状态中去。那么，同是一个卢梭，何以受到人们截然不同的评判呢?也许只有通过阅读其著述，特别是重新解读构筑起卢梭主体观念之基石的契约论学说，我们才能窥见之所以导致这样两种相反评判的缘由。

一、卢梭的思想遗产:建构性的还是破坏性的?

要对卢梭进行客观的评价，就不得不认真检查其思想遗产。一般认为，卢梭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学说主要是其契约论思想，其间关涉这么几个问题:科学、艺术与道德关系的命题、自然状态的观念、“道德理想国”的政治理念以及作为启蒙运动异类的卢梭等。(1)卢梭在其平生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提出了一个颇为惊世骇俗的观点:科学与艺术的重建无助于社会道德的醇化，为此拉开了其契约论运思的帷幕。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遭到了当时大多数学者的反对，据说连波兰国王也加入到反对卢梭的行列之中，他们一致指责该论调是耸人听闻的怪论。但现在人们倒是普遍将之看成少有的真知灼见，认为其至少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解人类文明复杂进程的新思路，非常难能可贵。如今，这一命题经常在论证科学与伦理乃至物质增长与文明发展之间关系时加以发挥。(2)在卢梭声名鹊起的时候，他又发表了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进一步解答了之所以提出上述命题的原因。该文指出，人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过渡导致了不平等的产生，而且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一切阶段不是减少而是越来越加深这种不平等，因而一切社会性的努力(当然包括科学与艺术)都不能使人类走出这一困境，人类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个观点似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对“科学与艺术”命题的误解，但还是不可避免受到了一些社会主流思想家(如伏尔泰)的责难，毕竟返回到原始状态的设想确实令人匪夷所思。然而，我们有理由推测到，卢梭同时代的人们可能误会了他的意思，其实这位备受误解的哲人所做的众多答辩亦颇能影射出他对这些人蓄意歪曲其论题的无奈之情，毕竟人们对于他考察社会生活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不是十分了解，怎么能够将理论假设当作事实来对待呢?(3)自然状态虽好，但人类既然迈进了社会就无法回头;重要的不是沉浸在对美好自然状态的回忆之中，而是要勇于面对社会的现实来规划人类的前景。“道德理想国”被认为是卢梭继柏拉图“理想国”之后的又一大创造，不幸的是，柏拉图构想的理想国还没有哪一位“哲学王”来得及践履，而卢梭的道德理想国却由雅各宾党人迫切地付诸实施了。后人在检讨卢梭同法国大革命之间关系的时候，不仅发现其对不平等和现实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对自由平等社会的设想建基在纯粹道德境界之上，而且惊人地找到了他极富道德意味的社会理想与革命者制造恐怖杀戮有着因缘关联，卢梭对革命时期的恐怖事件难脱其咎。(4)鉴于卢梭极具原创性的理论，且必定与当时主流启蒙思想家多有抵梧，人们遂将之视为启蒙运动的叛逆者。在形形色色的后现代话语中，卢梭的这一形象都能够得到普遍的接受，特别在批判“进步观念”的时候，他的一些颇具感伤色彩的言辞还经常地被援引。卢梭的这种角色同其提出科学、艺术与道德关系的命题时的角色是一致的，只是显得更为厚重一些。

显然，卢梭作为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者是破坏性的，即便是作为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的角色亦不为主流社会所容，致使其学说屡遭受贬损，最后难免落人边缘化的命运。然而，在今天看来，卢梭又是不朽的，不受欢迎并不意味着其思想就没有建设性的贡献，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责难甚至低毁不但没有清除卢梭的身影，反而使之影响更大了。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伟大启蒙运动的不和谐音符，虽然卢梭眼力所及之处皆呈现出腐朽的气息，荒谬的社会制度处处维护着权贵和富人的利益，但他始终相信通过制度上的矫正和创新，一个良好的社会能够得以建立起来，人人充分享受到自由和平等并非不可能。无论从《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到《爱弥尔》等一系列著作，还是从“科学、艺术与道德的背反”、“自然状态”、“道德理想国”到“启蒙运动的叛逆”等这些引起争议的问题，卢梭都没有失却这份信心。因此，卢梭活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不单单是一个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叛逆者，也不仅仅是一个带有浓厚浪漫主义气质的道德学家，而是一个充满了忧患意识的社会建设者。警惕其学说中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正视其提出的向题，提取其理论建设性中的积极因素，或许是我们今天对待卢梭思想遗产的应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