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休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除了“哲学家头衔之外”，他还拥有许多别的头衔，如“史家，文家，政治家，经济家，卖空买空的商人，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思想史视野中的休谟。

在生前及其辞世后的一个世纪里，休谟主要是作为一个“史家”名世的。②作为一个“不甚成功”的哲学家，休谟的哲学着作少有社会影响。③如密尔对于休谟的哲学就颇看不上眼。在密尔看来，休谟的所有着作都是“叙事性的，修辞性的”，他写道：“休谟具有把文章写得摇曳生姿的能力，但至于真理，那并不是其作品的特性。他的推理带有令人惊讶的尖锐性，但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得真理……他的心思太过沉溺于对文学的嗜好……而文学并不追求真理和有用性，而是追求激发人们的情感。”④但是，世事无常，一个世纪后，也就是说，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在当时备受冷落的《人性论》却不断重版，并成为现代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着名的哲学家巴里·巴斯德就认为，“对于休谟问题的讨论，以及对于出现在本世纪哲学中的由它们派生出的那些问题的讨论，如果作一番透彻的指导性的说明，那几乎也就是详尽无遗地表示出了本世纪的哲学”⑤。确实，整个20世纪，休谟哲学的内涵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在认识论和逻辑学领域：他是康德以自己的方式所着力解决的“休谟问题”的提出者，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前驱;由于对功利主义和道德哲学中“道德感”或心理学取向的贡献，他又被看成是现代伦理分析的先行者;同时，他有关宗教的几篇怀疑主义的论着仍然被视为逻辑争论方面的杰作。⑥在这种背景下，对休谟哲学的研究日益深入，并形成了不同的诠释流派。⑦而颇让人感慨和玩味的是，随着休谟哲学的强势崛起，休谟的历史学却逐渐由辉煌走向黯淡，在一个世纪后竟至于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自1894年起，到1983年止，在近乎整整一个世纪里，休谟的《英国史》再也没有重版过。结果，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被人所遗忘。这里面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长久以来，有许多人把休谟放弃哲学并转而从事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着述看成是“一种职业上的失败”，其目的只是为了追逐其孜孜以求的“文名”。于是，随着休谟哲学的崛起，那种作为“名利心”产物并导致哲学上的失败的《英国史》便成为人们轻贱的对象。⑧第二，如卡帕尔蒂所说，人们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休谟的历史学着作与休谟的哲学看作是相互分立、没有联系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实证主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研究休谟的具体还是一般，都无需研读《英国史》。⑨在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为人们遗忘的同时，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和随笔作家的休谟也同样为人们所遗忘，休谟研究走向了一个日益狭隘和逼仄的境地，完全陷身于休谟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部分而不能自拔。对此，斯图尔特有切身的体验：“当我在1950年代研读休谟的时候，少有休谟道德和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大多数学术着作都无一例外地聚焦在认识论方面。”⑩在这种研究模式下，“休谟的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在哲学上实际上被边缘化了”(11)。对于许多学者而言，研究休谟，就是研究休谟的《人性论》，而研究《人性论》，就是研究《人性论》中的第一卷“论知性”及其中所蕴涵的意义、信念等认识论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休谟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休谟，一个经过人为裁减的休谟，一个不完整的休谟。而这样做最直接的恶果之一，如利文斯通发现的那样，就是人们对于休谟的无穷抱怨以及对其着作所产生的那种首尾不一致、前后矛盾的“缺乏焦点”印象。(12)而更为致命的后果是，由于这种“肢解”，休谟哲学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完全为人们所忽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