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处境虽然使人们不得不认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基本立场，但是，观念的立场在实践上却变成脆弱的“应当”， 以下就是由小编为您提供的人的解放与自然的全面复活。

从根本上说，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实践上的“脆弱”和理论上的“抽象”呢?在此，我们无意于全面厘清此种状况，而是就马克思思想在这一争论中被严重误判甚至某种程度的“不在场”而言，探索在解决生态问题上马克思可能提供的理论资源。此一探讨将围绕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就一般原则而言，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自然概念在何种意义上奠定了生态问题探讨的哲学基础;其次，马克思如何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批判中为生态问题的批判规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第三，当今的思想界如何使得问题的争论走向抽象，实践上又如何陷入困境，并由此原则性地指出马克思思想在此种状况中的基本意义。

这一探索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批判，为我们将生态危机这一表面问题同具有结构性地位的现代资本批判联系起来奠定了理论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如果不触及到社会历史的基本建制，不是从“社会存在”的实践方面着手，脱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或者相反，在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关系中谈论社会的和谐，最终都会陷入意识形态的幻象。因为真正说来，人对人的剥夺和人对物的剥夺是内在同一的过程，人的真正解放才意味着自然的全面复活，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生态问题的批判不能只从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入手，而应该从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历史建制批判入手，在现代性的原则之内，环境的保护大体只具有局部的意义，而不可能是自然的全面复活。正因为如此，在自然环境极端恶化的当下处境中，一种极端的对发展主义的批判立场才成为可能，它以一种激进的批判姿态掩盖了保守的浪漫主义立场，落入了人与自然抽象同一的天真。

在“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生产力概念的通常规定中，的确强硬地体现出了“知识即是力量”这一现代性的主导观念。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严重地指出的那样，知识与权力同一，知识成为统治他者和自然的工具，导致了启蒙衰颓为理性的神话，奴役自然的尝试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接受自己的后果，陷入于更深的自然束缚之中。[i]对自然的利用和控制成了现代社会基本的意识形态。[ii]自然仅仅作为有用物，作为绝对的“客观性”这一现代的主体性姿态，已经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检讨过了，就哲学的领域而言，这一任务大体是在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批判的主题之下得到实现的。人的主体性之确立被看成是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和根本成果，即是说，现代是一个“人义论”的世界，这一点已经在同中世纪神学世界的比照中得到了认同，并且通常在批判或者颂扬的意义上被领会为神义论的人本化颠倒和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