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则进一步探索了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受损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对组织纪律的遵从。在组织中，消除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利益、无条件地忠诚于组织是个体的一种最高德性，其他道德要求则被取消。“更确切来说，要求服从上级的指令而排除所有其他的对行动的刺激，要求献身组织福利，这些要求由上级命令来使之明确，高于其他一切奉献和承诺。”[7]用韦伯的话说，无私地遵从这种德性乃是公仆的荣誉。在审判期间，艾克曼坚持主张遵守的不仅是命令，而且还是法律，他们是以一种康德绝对命令的变种形式来行动的：这样行动，仿佛你的行为准则与法律制定者的准则或本国法的原则相同。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法则被置换成纳粹统治者的命令，这一变种形式的绝对命令支持的不是个人自主，而是官僚主义的附属关系。通过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组织规则成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符合组织规则的事情是正当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其中，个人良知是没有位置的。即使偶尔良心不安，我也可以通过上级对我的行为负全部责任来得到缓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上级要求我这么做，我只是一个执行上级指示的忠诚的实践者，至于我所做的事情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无须我作出判断。在现实生活中，诸如医生的见死不救、漠视生命就与某些医院的规章制度有关。如果医生所要对之负责的不是病人，而是医院的效益，那么，如果某个病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幸身亡的话，他可以找借口说“这是医院规定，我也没办法”，从而为自己间接地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来开脱罪责。这样一来，他不仅不会有道德上的负罪感，反而会觉得自己的做法理所当然，因为这至少没有给医院效益造成损失，而自己也不会遭开除。如果医院将效益摆在第一位，对人的生命尊严的尊重和捍卫就难以成为医生行医的道德底线。正是因为对组织的忠诚，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因而受损。他既然意识不到自身行为所隐藏的恶的本性，自然也不会去反思其正当性。

第二个原因是行为的道德特征的不可见。行为道德特征的不可见是造成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受损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纳粹种族灭绝的行动中，大部分的人并没有面临道德选择，甚至也没有出现过良心上的抗争。也就是说，他们在道德问题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斗争。大多数种族灭绝的参与者既没有向犹太小孩开枪，也没有给毒气室灌输毒气，而大多数官僚所做的也只是起草备忘录、绘制蓝图、电话交谈和参加会议，但是只要他们坐在桌子旁边就能毁灭整个人类。这些人并不知道这些看起来无害的忙碌有什么最终结果，他们的行为和集体屠杀之间的因果联系是难以察觉的。之所以看不到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因为大量行为中介的存在。行为的中介是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来表现的现象，这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的后果。行为的中介是现代社会最显著和最基本的一个特征。行为意图和行为结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细微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这些中间行为和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因为行为的中介，出现了大量没有人自觉承担责任的行为。一方面，对于为了他们而做的那些行为而言，它们只存在于他们的口头上或者想象中，他们并没有做，所以他们不会承认这些行为是他们自己的;另一方面，实际做这些行为的人也会把它们看成是别人的行为，而他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外来意志的无可指责的工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