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冷漠作为善的缺乏，是一种“平庸的恶”，其中作恶者并没有害人的意图，只是对受害者缺乏同情，对自己的冷漠可能造成的后果没有自觉意识，因而默认现有行为或现有体制的做法，而不思考现有行为或体制本身是否合理。“平庸的恶”是20世纪60年代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这一报告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5]。艾克曼是一个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从1938年到1941年，艾克曼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从1941年到1945年负责运送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赛人到死亡集中营，仅1944年3月至6月，他就把七十多万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审判时，艾克曼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的一环，只起传动的作用。作为一名公民，他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总之，他个人没有过错。在大屠杀过程中，还有很多像艾克曼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是罪犯、虐待狂、精神病人、社会异端或者其他道德上有缺陷的个体。既然这些最直接地参与集体屠杀事务的人，既不是异常地具有虐待倾向也不是异常地狂热，既本能地反对身体折磨所引起的痛苦，也普遍地反对攫取生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残忍之举?阿伦特指出，艾克曼的行为是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恶，这种恶的特征就是不思考，既不思考人，也不思考社会，默认并实践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为。虽然这种作恶者偶尔会良心不安，但他们往往求助于体制来为自己的冷漠行为提供无关乎道德的辩护，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因为平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所以这是一种平庸的恶，一种平庸形式的恶。这种平庸的恶体现了行为的兽性与当事者行为动机的肤浅之间的巨大反差。它不是指艾克曼作为帮凶的行为是平庸的，更不是指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种的灭绝是平庸的。换言之，它不是指行为或隐藏在行为之后的原则是平庸的，而是指作恶者自身心灵和性格的一种特殊属性。这种恶的动机是很平常的人性的弱点，邪恶因动机的肤浅而平庸。

为什么会出现道德冷漠这种平庸的恶?这主要是因为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受到损害，失去反对暴行的自觉意识。凯尔曼指出，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受到损害有三个条件[6]。第一，暴力通过享有合法权力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本身被赋予权威;第二，通过规章的约束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行动被程式化;第三，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被当作“非人类”。只要具备了其中一个条件，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就会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