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问题自古以来便为人们关注，伦理学家们认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希冀幸福，追求幸福，向往幸福。因此，在伦理学中，以幸福为人生目的往往被视为人类的普遍原则，似乎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然而，究竟什么是幸福?幸福为何在伦理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了而幸福感并未随之增强，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

一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对幸福问题作过深刻而细致的研究，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亚里士多德说：大多数人追求的生活目的是幸福，但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对于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把它说成不同的东西：在生病时说它是健康;在穷困时说它是财富;在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时，又对那些提出他无法理解的宏论的人无比崇拜。”[1]因此，这些所谓的“幸福”都是因某个具体的目标追求所产生的主观感受，在此意义上，幸福论就是价值论，不同的幸福感是由于获得不同的价值而产生的。但人的根本价值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一种体现在不同价值追求之内的核心价值?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1](303)，“是他的合于他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1](305)。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显然是存在着这种根本价值的(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幸福在于人自身而不是外在之物，幸福是“不缺乏任何东西的、自足的”[1](303)，而这种自足主要是指合于自身德性的实践活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完满的德性就是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统一。。就是说，幸福归根结底在于人自身，是以满足人的内在理性、道德、精神之需求而不断实践的活动。

康德把人看成是既具知性又具感性的双重性动物。他说：“我作为知性世界成员的活动，以道德的最高原则为基础，我作为感觉世界成员的活动则以幸福原则为依据。”[2]两者如何协调?他指出，感觉世界的成员只能按自然规律行动，那是一种他律，体现不出人的自由意志，人作为理性主体，只有按道德规律行动，才体现出自由意志和责任，所以，作为感觉世界的角色，最终应该符合道德规律。由此可见，康德也讲幸福，但他在讲幸福原则时，是将其置于道德原则规定之下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但实际上他也是将最高的幸福与理性思辨、德性视为一体的。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看来，幸福问题只有置于道德范畴才有解。然而，这里的道德还不是一般的道德，而是与人本身，与人的本性、本质相结合的道德，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所在。同样，他们眼里的幸福也不是一般的幸福，而是与人的根本价值相关的最高幸福，是理想中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幸福。这样的话，要真正理解幸福的真谛，可能还是马克思的话最为彻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回归人性”，“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3]。也就是说，人的真正的幸福或最高幸福，就是人得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的活动与人的内在需求密切相关，人的内在需求又是多种多样的，具有不同的层面。众所周知，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对人的需要层次作出如下的划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划分，第一层面是生理需要，也是最基本的需要，除此之外，其余都归结为心理需要。实际上，安全、归属和爱、尊重等需要，属于心理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人的更为本质的需要，它不是游离或高居于以上各种需要，而是将这些需要都包容其间，人的各种潜能的表达和发展都与上述需要密不可分，都是经由这些需要而进一步扩展、深化。自我实现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人对内在价值持续、完整的追求，它是人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途径。自我实现侧重于人自身的建设与完善，通过人的行为指向人的精神层面生活的丰富与满足，但是它并不排除外部的条件，也不可能排除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具体的生活环境、文化教育、传统价值观念等影响。

人都是生活在具体的时空、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的。一般而言，当一个人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时，它除了具有强烈的生理(生存)需要外，很难产生其他的需要，更谈不上自我实现。然而，如果一个人从小受良好的道德教育，或者为良好氛围所熏陶，即使他的生活条件甚为艰苦，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仍然有可能在人性的某一方面得以加强和发展，如修身养性或坚持操守和人格。他可以不为外在的有限条件所左右，甚至将艰苦条件视为锤炼自身品格的内在动力，以坚持发展自己的人性和人格。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对弟子颜回能安贫乐道极为赞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孟子认为，能担当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种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精神与品质是人生的很高境界，令人敬佩。对孔子、孟子、颜回本人而言，实在也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