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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事物本身虽然就其自身来说是实在的,但对我们却处于不可知的状态。”

——康德

黑格尔谈到康德哲学时这样说道:“康德哲学是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的系统陈述,认为可以知道的只是现象,此外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放弃了对什么是自在自为的真理的问题的追问。这似乎已经偏离了哲学本来的道路。但这却正是康德哲学之所以能够成就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的关键。正是因为把现象,或者说表象作为人类认识的起点,才能让人类把面对对象时的主体性坚持下去,才能喊出“人为自然立法”的警句。当下人类历史正处于现代性之中,其显着特征便是“人为自然立法”。人类不仅在认识问题上拷问自然,而且在生存发展问题上拷问自然。在面对现代性时的喜忧参半,自然将我们重新引向这喜忧参半的源头。重新考虑康德为认识划定的界限,也许会为重塑、超越现代性提供一条可能的道路。

一、康德哲学产生的背景

哲学永远不能完全回答,却也从来不能完全忽视的问题就是形而上学问题。是否存在一个支配着整个世界和人类思维的本体存在呢?如果存在,我们凭什么证明其存在;如果不存在,那又是什么在支配着整个世界的运动和人类思维的活动,从而获得认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这就是康德面临的基本问题。

康德以前的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个路径:一是唯理论,一是经验论。唯理论强调了思维对认识的能动作用,并将理性思维当作检验认识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标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唯理论注意到现象同本质之间的关系,现象是本质的现象,现象表现本质但又不等同于本质,二者之间依然存在差异。自巴门尼德对真理与意见进行区分后,现象一直对应于意见,本质对应于真理。哲学的目的是认识真理,因而就以意见、现象为标准。所以检验认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就要依靠理性思维,而不能依靠经验事实。但是如果经验不是普遍必然的,我们怎样从经验中获得知识?难道自伽利略以来的自然科学成就都是理性思辨的结果?

经验论对普遍性和必然性问题的回答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认为可以通过对经验的归纳获得必然性和普遍性。洛克就认为,人的心灵如同一块白板,认识的一切规定完全依赖于外物对这块白板的作用。休谟对洛克的说法产生了疑问。首先经验事实只是人们主观感受到的,因此并不能说经验事实反映事物本身;其次经验事实带来了人们对现象的认识,但现象却并不向人们提供范畴。因而休谟认为经验事实本事是不可信的,范畴也只能来源于人们的“习惯性联想”。这样一来,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是康德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重构认识的普遍必然性就成为了康德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之所以致力于重构认识的普遍必然性,其目的在于重建形而上学。“所以哲学的最初和最重要的事务就是通过堵塞这一错误的根源而一劳永逸地消除对形而上学的一切不利影响”。康德曾经深受沃尔夫体系哲学的影响,对唯理论深信不疑,但面对经验论,尤其是休谟时,他发现唯理论无法回答,因而只能另辟蹊径。于是就出现了以综合经验论和唯理论为特征的康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