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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历史对于漫长的历史长河来说,犹如沧海之一粟,是非常渺小的,但纷繁复杂的历史典籍、文献资料却多如浩瀚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徜徉在历史长河,感受历史的沧桑和厚重,体味古人的人格魅力,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还有些许感同身受般之凝重。

然而,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不管是我们小时候所景仰的,还是所憎恨的,随着历史知识和人生阅历的积累沉淀,在我们心目中都变得朦胧起来、模糊起来。比如以新代汉的王莽,到底是乱臣贼子,还是除旧布新的改革人物,比如隋炀帝杨广,究竟是横征暴敛的暴君,还是大有作为的圣主;又如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大陆史学界将其描绘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台湾史家却将其视为涂炭生灵的祸首;再如台海两岸皆不齿的所谓头号汉奸汪精卫,也曾经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而一代代学人却不知其签订了什么卖国条约,割让了多少中华领土;还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思想者,时至今日,其头上的帽子还有数顶(托派、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还有张学良,曾经风流倜傥,曾经落得“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却又是多少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还有鲁迅;还有胡适……

上述种种,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亦不能不令人掩卷深思。

二

从历史脉络来考察,中国史家和史学有良好的传统。周代史官以周礼为依据判断是非标准,董狐、齐太史、南史氏皆具有不畏强御、“书法不隐”的勇气。孔子的“春秋笔法”,固然有“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成分,但“一字春秋”,也足以令乱臣贼子惊惧了。《史记》因其实录而名垂千古,其实录精神主要体现在“不虚美,不隐恶”。在司马迁的笔下,无论是贤者、尊者、亲者、憎者,无不善恶必书。唐代刘知几对于写史,主张“直笔”、“无所阿容”,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为最。若“见良直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则学问再多也无用。清代章学诚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在三长的基础上,主张修史要有“史德”。当代学者傅国涌认为:历史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就是把做过的事用刀刻在一片片的竹简上。正是恪守上述治史信条,《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才成为彪炳千秋的信史,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奸臣佞人,抑或凡夫俗子,其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因之,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才得以代代传承。

不过,纵观中国****王朝的兴亡更替,却很难摆脱“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宿命。自春秋战国已降,通过篡位改朝换代者不胜枚举,大家熟知的即有曹丕篡汉建魏、司马炎篡魏兴晋、杨坚废北周立隋朝、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宋代后周。而唯独王莽篡汉,被视为乱臣篡位,盖因如此。其实,这些开国皇帝的行为性质与王莽相较并无二致,也并不高明。王莽在以新代汉以前,疏散家财,“折节”向学,是个有为青年。称帝后,王莽厉行改革,其改革措施及力度震古烁今,可称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改革家。然而改革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改革失败了,新朝淹没在农民起义洪流中,王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仗义疏财,温、良、恭、谦、让,以及变革精神化为笑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评论道:“试玉要烧七日满,辩才须待十年期。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对王莽所作所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若以今日之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态度来看,王莽只是一个失败的改革人物。

也许,正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涵义不过是说每一种历史的叙述不过是叙述者个人依据当下环境和兴趣对历史所作的阐释和说明。历代的统治阶级,当其获得统治权时(不论其统治地位的获得是怎样的血腥和令人不齿),总要千方百计笼络士人、史官以美化其统治的合法性,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对于不利于自己统治,有损于自己形象的言论、记载,一再兴起文字狱。历史上,说真话、秉笔直书的史官,有时候会受到残酷刑罚的折磨,比如司马迁;甚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比如齐太史。中国史家们常说:“当代修志,隔代修史。”盖棺之后才能论定前朝的事,是我们这个优秀民族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