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在审美的创造和欣赏活动中，往往把趣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来看待。但是由于它可见而不可及，会心而难以言传，故宜体味之，而不可形容之。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趣·情趣·理趣。

人们始终未能将趣的内在生动性和感染力得以明晰的理解，尤其是在现代物欲抬头的社会里，人们对“情趣”的庸俗化以及对“理趣”的文本性误读，将趣的面貌搅得“物是人非”。因此，还“趣”以及与“趣”相关的审美观念一个清白的本真面目，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原点是“起点”，同时也是“终点”。正如现代学者钱穆先生将处于“轴心期”时代的孔孟圣贤的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草案，先秦时代已经设计完毕，以后的时代只是按照这个方案去做”[1]一样，“趣”以及与“趣”相关的审美观念也在其形成时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和美学思想就奠定了根基。那么 ，首先就让我们追根溯源，从“趣”的文字学角度来作一番考究吧。趣在中国古代有三种读音和意义：“趣：1.集训，俊须切，趋向的意思。《吕氏春秋.为欲》：‘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2.七句切，①意向、旨意。《列子.汤问》：‘曲每奏，钟子期则穷其趣。’后引申为志趣、情趣。《南史.隐逸传》：‘少有高趣’②兴趣、趣味。《世说新语.言语》：‘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3.集训，趋玉切，通‘促’。《管子.度地》：‘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 [2]显而易见，在中国文学艺术和美学思想层面上的“趣”应该取第二种读音和含义，即意趣、情趣和兴趣的意思。并且这样的一个带有浓厚审美意味的“趣”以及与“趣”相关的观念也集中体现在中国古典文献资料中。

魏晋时代的钟嵘在其《诗品》中评宋豫章太守谢瞻时云：“殊得风流媚趣”;唐代颜真卿在其书法评书《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云：“趣长笔短，虽点画不足，常使意气余”;宋代严羽更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将“兴”与“趣”结合，提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 ”(严羽《沧浪诗话.诗辩》);时至明末，以袁宏道和袁中道为代表的“性灵派”又提出了系统的趣论观，认为“世人所难得者惟趣”(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把“趣”当作人们生活中希求的最高的乐趣和享受;随后，清代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倡导情真，强调机趣;而将趣的地位送上最高峰的恐怕是梁启超所倡导的趣味教育了，他认为“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38《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认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3《晚清两大家诗抄题词》)从而力举趣味教育或情感教育。从上面所列举的这样一个简单的“趣”的演变史资料，我们不难看出，“趣”作为中国文学、艺术与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其原点(源头和起点)就已经确立了其基本义，即“乐趣、趣味之趣，审美愉悦，或能够引起审美愉悦的特征、意味”[3]。同时，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审美愉悦又是和审美主体的情感紧密相连的，于是自古以来，“趣”就与“情”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