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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推己及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也可称为忠恕之道(《论语》)或絜矩之道(《大学》)。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就从不同角度对推己及人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关于推己及人的许多论述。在回答弟子子贡什么是可以终身践行的行为准则时，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大学》将推己及人解释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如果说不希望地位高的人如此待我，我也不应当如此对待地位低的人;如果不希望地位低的人如此对待我，我也不应当如此对待地位高的人。如果在各种伦理关系中都能够遵循这样的行为准则，那么，一个人的行为就能够符合规矩，一个社会就能长治久安。后世的儒者们逐渐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成为处理伦理关系的重要原则。

中国古代其他流派的思想，例如墨家的“兼爱”也包含了推己及人的意思。其实，世界几乎所有文化都有类似的思想。例如，《圣经·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箴言“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们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另外，犹太教的“爱邻如己”、伊斯兰教的“善待邻居”、佛教的“慈悲心”等也都传达了与推己及人意思相通的道德原则。

推己及人的原则主要包括消极和积极两个层次的内容：消极的部分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部分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们分别从限制自己的行为和主动实施行为等两个方面确定了推己及人的路径。如果我不期望别人对我有某种行为，我也不会将这样的行为施加给别人;如果我期望别人对我有某种行为，我也应当为别人有这种行为。例如，我不期望别人欺骗我，我也不应当欺骗别人;如果我希望别人帮我脱离困境，那么，当别人有困难时，我也应当帮他们脱离困境。

不能简单地将推己及人理解为由己及他的行为方式，它强调个体从道德需求出发类推他人的道德需求，并以此为基点引导自己的行为。就是说，推己及人中的“己欲”和“不欲”并不是个体的一般欲求或需要，而特指“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的道德需求。个体将自身对礼、敬、仁、爱的道德需求转化为当下的道德行为，善才由此而生。从这个角度看，推己及人实际上统帅了其他善德，引导它们转化为现实的道德行为。这样，推己及人也成为了传统社会下人际交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以及评价个体行为是非善恶以及道德与不道德的根本标准。孔子在《论语》中言“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认为这个道就是“忠恕”，亦即推己及人。当然，推己及人的原则也有其适用的范围。由于建立在道德需求的同类类推基础上，推己及人中的“他人”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他人，而是指具有特定涵义的同类人，例如同族人、男人。因此，中国人对外国人、男人对女人并不总是能够做到推己及人。

推己及人具有很强的内向性，体现出以个体自我价值为核心的形态，道德也成为了“为我之德”。所以，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从这一意义上说，推己及人反映了个体的道德自律。道德行为虽然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制约，但归根结底是个体的自我选择。人们是与尘世随波逐流还是从自身做起、有所作为，都依赖于主体的自我选择。个体对善、对幸福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实在性，将其作为出发点，限制自身的不良行为，激发促成他人幸福的行为是为己之德的重要含义。

作为道德原则，推己及人并不是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就存在的，而是道德进化的产物。在整个道德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推己及人的行为准则居于较高的层次。在人类童年，人们最初遵循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氏族部落之间的血亲复仇的行为方式。如果甲部落的利益包括部落成员的生命遭到乙部落的侵害，甲部落必定将同样的行为施加于乙部落，而乙部落反过来再报复甲部落，结果必然导致氏族部落之间无止境的杀戮。这样看来，报复原则是一种利益双输的策略;相比之下，推己及人却能实现人际交往双方利益的双赢。因此，随着社会发展，推己及人逐渐淘汰了报复原则成为普遍被认同的道德原则。由报复原则向推己及人的进化是人类摆脱蒙昧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但推己及人与报复原则一样都强调基于公平正义之上、人际关系或行为的对等交换性质。就此而言，推己及人只是一种有限的道德原则，要低于“爱的法则”①，后者超越了正义，是一种追求神圣的道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