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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建立至今已经历了80多年的历程，主要表现为三个时期。①从“启蒙辩证法”到“为承认而斗争”，每一时期都表现为理论的转向与哲学基础(方法)的变动，从三个时期的显性与隐性的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进行双层考察，可从整体上把握批判理论的重要特点、分歧以及内在逻辑。

一、早期批判理论：从“启蒙辩证法”、否定性走入体系性颠倒与乌托邦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立场和政治主张强调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深刻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愈来愈依赖于“操作意识”和“文化工业”，无产阶级也被富裕社会的“消费控制”所同化，“异化”的普遍存在导致了批判意识的消失，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服务于神秘化和普遍性，因而他们将其意识形态批判扩大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精神文化现象的批判。因此，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自由为目标，主张“批判现存的东西”，致力于“发展批判的辩证思维”，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建立起能唤起人们解放意识的社会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力图改变格律恩堡的研究思路，将社会哲学确定为新的研究方向，并与马尔库塞一道确立了批判理论的基本纲领，强调“批判理论”概念不是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走向工具理性批判》与《启蒙辩证法》是理解霍克海默理性批判的重要著作。他指出，批判理论是与经验联系起来的，但是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从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历史分析中，特别是从将会满足整个共同体需要的社会合理组织观念中推出某些观点，这些观点内在于人类劳动中，没有被个体和大众精神所正确把握，他把批判理论集中于对工具理性和启蒙的批判。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断言，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过程，最终启蒙精神就走向了自我毁灭。启蒙时代以来，由于反对神性，倡导人性，在反对宗教神学的过程中，理性也就偏离了客观性，走向了强调目的和有用性的主观理性。启蒙的原意是反对迷信，其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了集权和政治统治。启蒙的表现及其后果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普遍接受的观点。

阿多诺强调否定辩证法的关键就在于改变概念的形成方向，使之从同一性转向非同一性。这样，否定辩证法以非同一性原则为理论基础，以反概念、反体系、反传统为基本特征，以绝对否定为核心，以“瓦解的逻辑”为最后归宿。阿多诺的美学体现了其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由于艺术最能充分地体现“否定的辩证法”，所以阿多诺既不赞同贝尔的通过纯粹形式封闭自己、进而逃避现实的艺术观，也不赞同萨特的艺术介入现实、进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艺术观。

马尔库塞同样试图抓住辩证法的否定性质，更加激进地批判发达工业文明的单向度性，并致力于非压抑性文明的重建，但他设想的摆脱文明危机的途径、通向未来文明的道路，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否定的立场意味着革命，否定代表着解放的梦想，甚至他早期的论文集就是以《否定》为题出版的，这是马尔库塞的乌托邦追求，“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意味着否定的完成，“解放要以激进的另一种意识(一种真正对抗的)为前提，因此这一运动的意识应该能够通过打破对消费社会的崇拜，必须要有一种知识和一种感性，而已有的秩序通过阶级教育的制度禁止大多数人获得这种感性”。②这种新感性解放论其实质是一种文化救赎的理想。

韦尔默指出，批判理论归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它是战后德国能够想像的与法西斯主义彻底决裂，又不必与德国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自身的文化传统决裂的惟一理论立场，因为批判理论奠基在普遍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而不是民族因素上，它既揭示了同一传统具有的反动的、敌视的、压迫性的方面，又具有颠覆性的、启蒙的和普遍主义特征。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