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把科学的程序分为四步：(1)产生问题。(2)实验操作。(3)解释数据。(4)问题终结。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女权主义科学哲学。

她们认为科学中的每一步都有性偏见。

(1)问题产生。科学研究总是从选择(或提出)问题着手。杰克琳(Jacklin)发现，这里性偏见俯拾皆是且“根深蒂固”。[1]什么是重要的?何者值得研究?谁能胜任这一课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和资助者定夺。女性因其科学共同体中的“边缘”地位而“无法”也“无权”参予决策。希瑞夫(Sherif)指出，许多科学领域内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男人常位于顶层而女人往往在最低层。在心理学中，对有志于研究妇女问题的人，要么其兴趣得不到鼓励，要么其“工作”被视为歪门邪道。经济学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所有妇女参加的行为，如家务和志愿工作，妇女的经济行为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在生物学中，有时未对某物种的雌性加以观察就武断地公布结论。自一战以来，军事课题的增加也是“反女性的”倾向。

(2)实验操作。心理学中，确定变量、提问、实验设计等皆存偏见。性别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元，尽管无人对“性”给出明确的界定。这样，未加充分说明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性)就被投进“黑箱”，继而“黑箱”的输出结果就包含甚至“放大”了这一问题的预设。众所周知，心理学和社会学收集数据的一般方法是问卷和当面测试。在这一过程中，题目的设计和提问的暗示往往是男性化的。如军事行为，政治行为或体育竞技行为，妇女被文化“训练”成是不适于这些事业的，因而这样的提问以“双重排除”的方式去对待妇女。现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为了提高“中立性”，用接钮代替了当面提问。但要追问的是，当被试者按“钮”时，是谁制造并控制了她(他)面对的庞大机器?是谁对那些自己无法说明自己的人作出解说?谁拥有对已发生的情况的解释权?为什么?

(3)对数据的说明。哈丁(Harding)指出，在科学共同体中，男人通常是“指令者”(conceptualiger)而女人是“执行者”(executor)。女人通常从事些烧试管和秘书助手之类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执行者”实质是机器和工具的延伸，而这些机器和工具是处在顶端的“指令者们”所设计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