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伦理

“社会伦理”就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基于生活层面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外在的、客观的、整体性的伦理关系，它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方面。在社会伦理关系方面，曾坚持仁、礼、诚、怒的准则，以及在其中贯彻“严”的原则。他是公正宽厚的上司，恭顺有作为的下级，有定见但好打交道的同事。他惜才重义，对杨载福危急之时救落水女孩和康福这样重义薄利的人才都十分赞赏。他不计前嫌，大力推荐左宗棠，与极富血性，重情重义的儒将彭玉麟之间的友情和对太平天国之中俊才的评价，都显示了曾国藩的品格和高识。

曾认为对待部下“用威不如用礼，用恩不如用仁”，做领导必须有驾驭下属的本事，但不要使用权术，而要用“诚”与“恕”对待他们。“诚”就是以诚相待，是为人的立身之本。曾氏在对待下属方面处处体现“诚”，表现为两“宽”:一是在银钱吃紧的时候，解囊分用，宁愿自己苦一点。二是不与下属争功，打了胜仗，将功劳全部归于部下，遇有保举的事，用最好的奖励来笼络他。当然。“宽”不是没有原则的，在以诚待人的时候，同样要“严”，具体表现是讲是非曲直，凡是部下将士与地方官民发生争执引起诉讼的，如恰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一定要弄清事非曲直，毫不祖护，当惩治要严加惩治。“严”也体现了曾国藩以诚待人，同时运用“礼”的原则要求部下，使湘勇竭诚效忠，遵循敬民爱民的信条。曾也严以律己，曾经对其部下说不往家中带一分军队的银钱。“恕”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基本内容是要求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对别人要宽恕，对自己要严格，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治十年正月(1871年)，曾氏已是衰病交加的老者，此时他仍关注部下的军纪。当听到长江水师士卒敲诈勒索的传闻时，二十五日写信给澄、元两弟，在书信中说:“长江水师，外间啧有烦言。或谓遇民间的骨牌者，则以拿赌讹诈。得数千乃肯放民的拉纤，不许在炮船桅上盖过，干预词讼……两弟在省时，亦闻此闲话否?如有所闻请详告我。”从上可看出曾国藩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且对兄弟也严加监督，不姑息他们有违伦理及军纪之事，体现了曾国藩社会伦理中诚与怒的原则。

三、曾国藩伦理思想的评价

曾国藩伦理思想的方法和原则，既来源于中国传文化，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新的阐发，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反映了古今中外社会生活中共同或基本的人伦关系及道德要求，其夺人之处仍然熠熠生辉，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因素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伦理关系的建设仍有普遍意义。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落后性和保守性，例如“忠孝”思想当中仍然有愚忠的封建残余存在。

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经济变动，使得很多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陷于功利主义的倾向。在家庭教育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许多家长重养轻教，重文化知识轻品德教育，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小养成了小皇帝的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生活奢侈，不懂礼仪，没有修养，甚至骄横蛮野。针对这一现状，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曾国藩的伦理思想的合理因素及其成功经验，对于改善现代生活中的人伦关系，缓解现代生活领域的种种问题，对振兴礼仪之邦、民主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均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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