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孝”，曾国藩有一番自己的体认和心得。孝，在常人理解不外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但这些在曾看来还不够，他认为还应该在更高层次上即从精神上关心父母，“事亲以得欢心为本”，使父母精神偷悦。要做到“孝”，子女还必须有良好的个人修养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威望，不使父母连累受辱。由此可见，曾心中的大孝就是显祖、扬名、弗辱、为父母争光。

对弟，曾国藩认为:“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补，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方行，是即我卒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兄友弟恭不能仅仅停留在“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上，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期共同进步。他认识到了严格要求，绝不纵容，才是真正的爱。“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正是身为长兄曾国藩的治家心得。

在封建社会的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加深了代际亲情和际内亲情，使中国的传统家庭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更多的天伦之乐。曾毕生极重“孝弟”，目的之一就是要用“孝弟”来维系大家庭内部的和睦、团结和稳定，希望曾氏族人对内能保持曾家的荣华富贵，绵延后世，使曾氏家族无颠坠之虞，曾氏兄弟无覆灭之灾;对外退可以自守，进可以干禄，在宦海沉浮中能够相互照应，互相提携，逢凶化吉，趋吉避凶，结成一种势力，同呼吸，共荣辱，同进退，共命运。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睦和团结，曾一方面时刻誓惕着家庭内部的兄弟之间可能产生的摩擦和矛盾，以防一点点不团结的“火星，’引起“后院大火”，不时给大家敲起警钟。曾在一次家信中警告大家:“近来外侮纷至沓来，余日夜战战兢兢，若有大祸即临头，国潇要谨记自己的言行，不可参与地方事……曾对时局急变的优虑，对自身安危的担心，对家庭命运的恐惧，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又常常关注家人们向外发展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帮助家人避祸消灾。曾对自身、兄弟、家庭，不仅考虑特多，而且很周全。曾国藩在曾氏兄弟成家立业之前，对他们谆谆教导;他们成家立业之后，曾仍不遗余力地要求他们遵守家规家法，并送给他们“俭以养廉，直而能忍，庆流子孙，光大门第”等语作为座右铭。曾教育其子弟及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告诫他们“由俭人奢易，由奢返俭难”，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

总之，曾把“孝弟”看作是自家的优良传统，传家之宝，并对此发扬光大。他以祖上“孝友传家”的家训为基础，从中华传统文化与湖湘农家文化中汲取类似的营养，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和实践，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以“孝弟”为核心的家庭伦理思想。他既强调父母对子女、兄姊对弟妹要爱抚、关心;更强调子女对父母、弟妹对兄姊要孝顺、尊敬。孝弟是促进兄姊与弟妹、父母与子女情感的一根纽带。在曾国藩看来，要促进人与人关系的融洽，必须先从促进父母与子女、兄姊与弟妹的关系做起，这就是“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