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乃是一个伦理本位的血缘拟血缘群体共有制社会[1]，从家庭到社稷皆由各级父家长统一管理支配。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中国古代女性的权力。

男人固守着祖权之根，女人则穿梭往来于姻族之间，由此形成她们独特的社会地位、角色转换及其相应的权力形态——生存权、协理权与代理权。所谓“三从”，绝不是被动的、坐享其成的“三靠”，而是随动的、通过配合、协理父家长权来保障自己的生存权的“三助”，以及在父家长缺失或缺位时①，代理其权的“三代”。在中国式女权中，“婆权”是最高权力，媳权次之，女儿权则是二者的见习与辅助。它们虽然从属于父、夫、子三权，但同样受族权与皇权的保护与制约。

生存权是血缘拟血缘群体共有制下的“天赋****”。无论在娘家还是婆家，女性都享有这一权利②，但个人实际能够享受到的份额，则会因共有制群体的政治、经济条件和个人条件——地位、能力及贡献等不同而有所差异。

首先，是女儿在娘家的生存权。主要体现为在室女的嫁妆权、出嫁女的助养权和归宗女的供养权。

自古“儿承业，女受财”。“业”是以袭位权为核心的父家长管理权及相应的生存资料，只能由诸子均分。“财”是作为父母的骨肉，女儿们有权获得的与父族权势与家财相称的婚嫁份额。“男养家，女养身”，“业”与“财”所意味的份额比例自然相差悬殊。嫁妆有无与薄厚也各异。锦衣玉食、越制厚嫁者有之;贫不能养、买女为妾者亦有之。然绝大多数稍有资产之家，多会遵循共有均平原则，参照儿子的聘财，按一定比例量力而为。正如宋代袁采所说：“嫁女须随家力，不可勉强。然或财产宽余，亦不可视为他人，不以分给。”(P175)由于家、族、国一体，若父子兄弟推诿或无法承担这一职责，必会累及宗族与国家。因此，一方面，无论宗族还是国家，都有责任与权力干涉他们不尽其职的行为;另一方面，宗族与国家也不得不承担起保护在室女嫁妆权的职责。

汉唐之际，由于国家政权对世家大族、门阀士族、地方豪族的依赖大于控制，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及承担的责任都相对较少，保护在室女嫁妆权的责任多由各级血缘群体承担。自宋明以后，随着大官僚宗族兴起及宗族平民化，国家对宗族的管理功能的增强，相关法律规条日渐增多，保护在室女嫁妆权责任也相应增强。如宋朝石辉兄妹，因父亡，供养妹妹的职责自然落到其兄身上。但由于石辉不负责任，其叔只好“念其侄女失怙，且贫无奁具，批付孟城田地，令侄石辉求售，为营办之资”。谁知石辉“既无毫发之助，反以乃叔助嫁之田，卖田归己”。这种不义之举，自然为天理国法所不容。官府最后判定：“石辉之罪，不可胜诛，决竹箅二十，引监日呈纳上项价钱，交付刘七，赎回田产付廖万英(石辉妹婿)，契仍寄库。”(P184-185)在父母遗嘱中，多有标拨给女儿嫁资奁产的专项条款，并明确规定如他人动用，准许报官，以不孝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