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国学大师之马失前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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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国学”大约是“国家学校”的意思，西周时指设于王城或诸侯国都的学校，后世“国学”成为京师官学尤其是太学和国子学的通称;现在的“国学”大约有“中国的学问”的意思，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文化比如四书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国学大师”当然是就后一种意义而言。虽然古代尚无“国学大师”之称，但如果我们视张岱年、季羡林等人为国学大师，那么我们觉得，将邵雍、朱熹、郑玄、马融之辈称为“国学大师”也无伤大雅，更上在春秋战国时的孔子、老子，似也可将就，因为国学的根底还在他们那里。大师既称“师”又称“大”，当然是指学问了不得。但大师也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可能“失足”，就象马有可能失蹄，这篇稿子就谈一谈与上述大师有关的“失蹄”之事。

一、孔子与老子

《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道家宇宙生成观。《易传·系辞上》第十一章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这是儒家的宇宙生成观或谓《周易》宇宙生成观。这两种宇宙生成观实际上是有相同相通之处以及内在联系的。“一”相当于“太极”。“一生二”相当于“太极生两仪”。“二生三”的“三”指阴气、阳气、和气(阴、阳、中和三性)或地、天、人三才。在八卦符号中，初爻(重卦则为初、二两爻)为下、为地，二爻(重卦则为三、四两爻)为中、为人，上爻(重卦则为五、上两爻)为上、为天，可见“三”是与八卦相关的，“二生三”略当于“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阶段，“三生万物”略当于“八卦生万物”。比较两种宇宙生成观可知，道家宇宙生成观是完满自足的或者自洽的，而《易传》关于《周易》宇宙生成观那一段话则有逻辑或学理上的毛病(或谓“硬伤”)。

从宇宙生成观的角度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都是物质性的东西，八卦是指天(乾)、地(坤)、水(坎)、火(离)、风(巽)、雷(震)、山(艮)、泽(兑)八种基本物质。“八卦定吉凶”是指用八卦的方法，通过起卦、看八卦卦象来判断吉凶，这个“八卦”是指八卦符号及卦象，而不是指八种基本物质。用现在的话说，《易传·系辞上》在“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这里偷换了概念：前一个“八卦”是物质实体，指八种基本物质，后一个“八卦”指八卦符号及其象征意义，是抽象性的、观念性的东西，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由于《易传》在这里“偷换了概念”，所以这段话自古以来就让学者无法圆满合理地通释，也导致各种歧见的产生。从宇宙观的角度说，“八卦”是不能定吉凶的，“四象生八卦”之后应该接“八卦生万物”之类的话，而“八卦定吉凶”是另外一层意思，需另行申论。从筮法的角度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讲八卦卦象的产生经过及其作用是勉强可通的，但这种理解与孔子述易及《易传》的精神是完全相背的：其一，孔子学易、研易的态度是“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我观其德义耳”(帛书《要》)，故孔子绝不会推崇占筮而认为它可以“定吉凶”、可以“成大业”;其二，《易传》讲天地变化的大道理，变《易经》的占筮取向为哲学取向，故《易传》也绝不会推崇筮法，认为它可以“定吉凶”、“成大业”。退一步讲，就算这段话是讲筮法，但大衍筮法是对八卦产生过程的一种模拟，而绝不意味着八卦起源于大衍筮法，因此“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仍然讲的是八卦的产生和来源，即它与后面的“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仍然是两截话，前一个“八卦”与后一个“八卦”是有区别的，二者也不能混为一谈。

《系辞》的内涵、章法、文辞均精雕细琢，完全能够证实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语言锤炼功夫(南怀瑾先生曾说“《系辞》的文字真是美极了”一点都不夸张)。按理，完全不应该也不会出现“偷换概念”这种硬伤，更何况那段话向来被认为与八卦的来源、产生以及古代宇宙生成观有关，是《周易》哲学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命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