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语

在20世纪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我国的翻译研究在大量引介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有学者也在不断反思中国的传统译论，提出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构想。中国翻译实践历史久远，从有文字记载的《越人歌》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的译论也源远流长，若从公元229年支谦写的《法句经序》算起，有将近1800年的历史，而且我国的翻译理论也自成体系。中国的翻译实践终究还得由中国的翻译理论来指导，毕竟“最好的药引子在中国”。罗新璋(2009：20)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总括了我国译论的发展脉络。仔细推究这些译论，其根源应在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所以中国哲学的范畴应该是构成中国翻译学的基础。言意之辨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念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先秦诸子和《周易》等典籍中都多有论述，归纳起来有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和言尽意论三种不同的意见。现代学者又多有从哲学、文学和艺术角度对其阐释，此不赘言，本文拟从中国古代“言意之辨”的语言哲学观和文艺思想出发，探讨中国经籍翻译之道。

2 循言得言外之意

中国古代学者除在其作品中明说之外，常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刻意追求“言外之意”。这有主客观两种原因所致。主观上讲，哲学或思想常来自接受过良好教育、阅历丰富之人对社会和人生的反思和感悟。正如《易传·系辞上》所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这种对社会历史和人生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反思常超越人们语言文字表达的能力，故而“言不尽意”。客观而言，由于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的限制，抑或出于原始禁忌和忌讳的原因，古代学者无法畅其所言，著书立说讳言诗书、称谓褒贬，或用比喻、象征、暗示等委婉表达其思想，常常是“意在言外”。 因此，要理解古人之思想意念，实非易事。

东晋佛经翻译家道安有翻译“三不易”说：“……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或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易也。……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岂将不以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意思是说，由于时代和风俗的变迁，要以今人之智力，求得古哲之心声，以古之微言大义求今日读者之了解，是很困难的。但“不易”，并非不可能，那么译者在翻译古人言论的时候又怎能求得先哲“言外之意”，得见圣人之真意呢?隋代佛经翻译家彦琮在论述理解佛经经文时提出了“十条例”，即“原文的理解，不是简单的字句音韵，至少要在十个方面理解梵文文本中的各种语言和文体问题。”这对我们今天翻译中国典籍是个很好的启示。就中国典籍的理解而言，我们认为译者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译者要有“与时俱退”的观念。译者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历史地考察古人的言论，即把自己置身于那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做到对古人“了解之同情”，诚如陈寅恪所言“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之初要真正参与到文本之中，在领悟作者文辞与旨意的基础上，对其学说具有一种相当的观念。例如，对于《论语·为政》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句话，我们就不能以现代科学的视角去否认古人对天象的一种朴素认识。况且此句是以“北辰”喻“为政之德”，其思想内容是根本，至于说北辰是否为天之中心则是末，不必深究。若不加注释直译为英语，明眼的读者也不难读出孔子说这句话的要义：A soverEign who governs a nation by virtue is like the North Polar Star， which remains in its place and the other stars revolve around it。(Lin， 1938：199)因此，经籍理解的关键不在文辞，而在观念。如若站在作者的立场理清其思想的“原始概念”，对其学说具有相当的观念;文辞则“甚易知，甚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