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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的历史遗产中，孔子的思想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历代对孔子思想的评价，或将孔子思想经学化而当作“玄圣”“教主”，或将其虚无化而斥为与现代性思想尖锐对立的封建“孔家店”，或坚持对儒道差异加以形而上学二元对立，使孔子与老子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或否定孔子儒学思想的现代意义。这些绝对化的言述，值得学术界再检讨。应该说，孔子思想与老子思想有着不可忽略的关系，孔子在“礼”与“道”、“乐”与“仁”、“君子”境界与理想人格上的思想言说，对现代个体存在尺度和社会存在秩序有着新的阐释意义，并在新世纪的中国思想重建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启迪作用。(

一原始儒家思想的中心范式问题

中国哲学精神的开放性，使得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具有宇宙论、生死论、功利观、意义论的精神价值整体。

在中国精神同西方精神(“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对比中，学者们大多是提出“道中心主义”(Tao-centrism)进行言述。事实上，中国精神的来源和内涵相当复杂，除了人们一般习惯说的“外儒内道”或“外道内儒”的“道中心主义”观念外，还存在着“礼中心主义”、“仁中心主义”、“经中心主义”等话语。因而，仅仅用“道”中心来囊括中国哲学精神是不够的。

在思想历史长河的汰变中，儒家逐渐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儒家中心地位使得“仁中心”或“经中心”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成为主导性话语，道家则作为这一中心的补充系数存在和发展着。这里，在讨论原典儒家的孔子思想之前，有必要对儒道之间关系的几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略加澄清。

一，“道”之多层内涵与孔子论“道”。

有的学者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种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核心范畴，上升到整个中国思想的根本代表的高度，大抵认为中国思想的根本表征是“道”，或强调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心是“经”。前一种说法尚值得进一步推敲，而后一种说法，在我看来则是颇有新意的，补充了“道中心主义”论述的不足。

但值得注意的是，学界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看法，即老子重“道”，而孔子重“礼”，似乎“道”成为了老子的专利。事实上，中国思想家对“道”一词的应用相当广泛，“道”的含义十分丰富。就一般意义而言，不仅指古代道家思想流派，还引申为宗教义理的“学道”“得道”，以及“言说”“言道”等。

而且，在思想史中，不仅老子论“道”，孔子也论“道”。“道”在《论语》中共出现60次，用作孔子的术语44次，是一个极重要的术语。其主要意义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为具体形态的路途、行走、治理等。其中表示路途、途径的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道而废”等;表示行走或做的有：“君子道者三”等;表示治理的有：“道千乘之国”等。其二为抽象的方法、技艺、言说等。如方法：“不以其道得之”等;技巧：“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等;行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言说：“夫子自道也”等，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等;诱导，引导：“道之以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其三，是超越性方面，如真理、思想等：“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本立而道生”等。

因此，将“道”仅仅作为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思想的代称，于事实有所不符，于学理有所不通，宜细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