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管仲的矛盾性评价中，究竟隐伏着什么样的思想脉络及其实质呢?

首先，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从“外王”的角度着眼的

自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之后，宋明理学和后来的新儒学都在倡导“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内圣是外王的本体，外王是内圣的发用，外王是由内圣曲通开出。这一理解指向使儒学长期郁巷于个体生命的狭窄领域，而不能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缩小了儒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儒学烙上了“终日袖手洗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历史讥评。这种对儒学的理解，相对于孔子，有了极大的变异。按照孔子的看法，管仲并不算“内圣”，管仲器小、不俭、不知礼，管仲在旧主一死而事新主，且新主又为旧主之弟弟，此为不忠不德。若照后世解释的心性儒学的标准，管仲“不知圣贤大学之道，”“不能还身修德以致主于外道。”⒅它为不赦之小人。然而这并没有成为孔子对管仲评价的主要根据与标准。虽然孔子对管仲的非礼、不俭等给予了批判，但却在仁的方面对管仲给以极高评价。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诸侯间的矛盾，使人民免罹战争之苦;同时，又集中了中原国家的力量，抵挡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使人民免做“被发、左衽”的野蛮人和亡国奴，这无疑给当时的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此可谓“仁之美者在于天下仁也。”⒆康有为针对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曾有过解释：“圣人论事，重功不重德，有能救世全民者则光之。”⒇实际上，孔子的这一观念，在对其他政治人物的评价中也有流露。在《春秋》中，孔子评论了齐桓公。齐桓公淫诸姑姊妹七人而齐大灾，孔子仍许齐桓公为贤而为之讳。以个人道德而言，齐桓公无贤可称，但以政治事功而言，则其功足可称颂。在这里，孔子的思想意趣不仅不是“内圣开出外王”，反而是“外王替代内圣”了。

其次，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体现着“仁”主于“礼”的思想观念

以往，人们总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如蔡尚思先生认为，“仁是孔子最赞美的道德，因为仁是达到礼的手段，礼才是仁要达到的目的。”(21)孔子在当时社会动乱的时代，强调礼的作用，强调对“周礼”的恢复，并且对于非礼的人、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来看，礼相对仁，则处于较为下层的地位。管仲也有“礼”的僭越行为，这当然也不为孔子所满意。但是，从“仁”出发，孔子则又高度赞扬了管仲。从中可以窥见孔子的“复礼”，有“从周”的意义，但是根本的是对恢复社会秩序的追求。孔子认为通过理顺社会秩序，使社会民众受益，这才是“天下之仁”。而礼则最终是要服务于仁的，这样的仁，也就转化为“外王”的真谛，转化为事功的基础。“仁”隐伏着孔子的社会建构要求与政治理想。从“礼”和“仁”的信念角度出发。孔子对管仲的整体评价，基本上持的是肯定的基调。

再次，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还体现出“政社”，即以政治能力之有无来加以定名的思想

这一思想隐伏着“仁”的评价标准的多样性。对于一个常人处理个人与个人间的交往，其仁多以道德意义来体现。这极易使一个人从心性与实践方式融洽在一起。但作为政治家，其不好德固然遗憾，但若能把个人所好推己及人，逆骗百姓，则仁功可考。孔子将个人道德与政治事功分开，以政治事功为评价政治家的根本标准，极具合理性。尤其是，春秋时期是乱世时期，在此时，通过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能够使人们生活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内，这本身即是“仁”。由此，乱世时期的政治人物，其政治事功的意义要远大于个体成就。就个体心性与政治实践的关系而言，有德之人可以行恶政，而无德之人可以行善政。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并不是一个呆板，迂腐的书呆子。而是能够根据社会的现实及不同层次主体的特点，提出不同评价标准的一个有权变思想和辩证意识的思想家。

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冲突来剖析其思想真谛为朋友们整理到此，希望可以帮到需要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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