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电影的社会功能而言，由艺术电影承载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当今中国的文化产业中，电影产业具有某种充当火车头的意味，具备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世俗文化和市场逻辑支配的文化产业中，秉持文化价值和审美意义始终应该是中国电影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夏衍曾经这样说道：“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包括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的人物性格，将典型的中国环境中的典型的中国人物呈现于银幕之上，反映出不同于外国人的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表情语调、风俗习惯，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需要，得到社会容纳与群众认同。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生产者来说，实现电影本体与中国本土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番话至今对于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因为不论电影是否产业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其内在的价值乃是审美的，而能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的审美文化也必然是“悦心悦意”和“悦志悦神”的，而非仅仅“悦耳悦目”(李泽厚语)。

其次，从国内电影市场来看，艺术电影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电影界目前有一种重电影商业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这其实是一种“唯票房是举”的绝对的功利主义思想。这种观点的论据往往是：艺术电影在西方国家比在中国更受观众欢迎，就是因为中国观众文化素质低，所以在中国拍艺术电影无利可图。实际上，目前这种状况并非只是和观众的文化素质有关，也和艺术电影本身有关。这涉及到艺术电影的制片策略的问题，孤芳自赏、远离观众生活的实验电影是艺术电影，而面向百姓、贴近生活的电影也可以成为优秀的艺术片，如《孔雀》。所以，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拍摄艺术电影需要担负比商业片更大的经济风险，而市场逻辑总是要“趋利避害”的。然而，正是因为优秀的艺术电影在中国是极少的，只是“偶露锋芒”，所以才预示着其巨大的市场潜力，所需要的是发现观众内心呼声和精神深处需求的眼光，和敢于尝试并担负一定风险的勇气。当然，对于这样有益但却有更多风险的尝试，国家政府应该给予一定扶持，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和保障，以达到保护民族电影的目的。

再次，从国产电影走向国际而言，艺术电影是中国电影的开路先锋。中国电影真正走上发展之路并取得一定的国际影响不过是从张艺谋、陈凯歌早期的代表作开始，至今时间也不长。张艺谋的商业大片《英雄》和《十面埋伏》在海外获得骄人的票房业绩，和他早期的艺术电影在国际上所获得的声誉息息相关。由于资金、技术、规模、操作等各个方面的局限，中国的商业电影不可能像好莱坞电影那样在海外形成稳定而庞大的市场，而如果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上频频缺席，则不能产生持续的国际影响力，不能形成稳定的品牌形象，所以，偶尔的大片输出，虽然得到目前的经济实惠，但如果电影本身乏善可陈，则有可能丧失掉品牌这个无形资产。可见，面向国际，拍摄艺术电影，争取国外电影界的奖项，并非是某些简单的观点所理解的“崇洋”，而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必由之路。虽然，“走向国际”本身就带有某种“后殖民”的味道，但这是历史和时代所造就的现实。类似于《英雄》、《十面埋伏》那样的大片是让中国电影打入外国票房榜，并让普通外国人接纳并喜爱中国电影的一种方式，也是为推进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大局做出的切实努力，然而在目前的状况下，这步棋只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不应该将这种电影视为拯救中国电影的救星，更不应该因此忽略艺术电影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