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公认的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田纳西•威廉姆斯的剧作《欲望号街车》大胆的尝试将当时美国社会极为敏感的同性恋题材的作品搬上舞台并获得巨大成功。作品中塑造的美国南方淑女布兰奇这一形象更成为了各评论家笔下最有争议的热点人物。本文尝试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的角度解析布兰奇患精神官能症的必然性。

一、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和布兰奇前期神经官能症表征

弗氏理论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包括了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宛如“一口充满着沸腾的激动的大锅”，其中最根本的是性欲冲动，即所谓的利比多。“自我”所代表的是理性和判断，它既要满足“本我”的要求，又要使之符合“现实”，调节两者之间的冲突。“超我”则代表一种对本我的道德限制(即良心)，与“本我”处于对立地位，它不仅使“本我”推迟得到满足，而且使之不能得到满足，它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在一般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处于平衡状态，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失调就是人的一切行为失常的根源。

威廉姆斯自小在两种传统(Puritan和Cavalier)的影响下长大，两种传统的夹击使威廉姆斯对性欲既渴望又深觉负罪。他将其内心的真实感受通过布兰奇体现出来。在布兰奇身上，“本我”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欲望的风华正茂的美丽女性，“自我”则显现为典雅、温柔、自信、聪慧的南方淑女。当“自我”具有足够的理性和判断力的时候，它能够将“本我”压抑，使之不显现。因此，她能够按部就班的生活，找到合适的男子并与之成婚，从事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填充精神上的空虚感。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却将布兰奇带向了一条死胡同：她的丈夫是同性恋者。这一发现给了布兰奇致命的一击。她不假思索对其丈夫表示出了鄙夷，这种绝然的态度导致了丈夫的自尽。

弗洛伊德理论认为：“自我”协调着“超我”和“本我”，依照现实原则，采取适当的行为措施;“超我”和“本我”则威胁着“自我”，从而引起强烈的焦虑和罪恶感。布兰奇失去了丈夫，其“本我”便找不到符合“现实检验”的途径得以发泄;同时，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文化熏陶的南方闺秀，其“超我”也对“自我”施以严密的约束。因此，处于双重威胁下的布兰奇的“自我”便陷入了焦虑之中。其实，布兰奇早在目睹美丽庄园由于遭到父辈们的肆意挥霍而断送之后，其“自我”已经找不到归属了。弗氏还认为：“自我”在功能上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把能动性的正常控制转移给个体的力量。“自我”和“本我”关系，犹如一个骑士在骑马。马提供了动力的能量，而骑者则有权力决定方向目的，有权力引导这强壮有力的动物的运动方向。但是自我与本我之间，只是极端经常地会产生显而易见、非属理想的情境，意即骑士有时不得不被马所牵引，依随马的意志而往不同的方向奔驰。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布兰奇对于自身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的无意识，她在本质上绝不是一些批评者眼中的放荡堕落的，无可救药的妓女。而剧作家本人在描述布兰奇同收订报费的年轻人的调情这一场景时，也有意识的将更多的同情给与了她的女主人公。他没有让布兰奇重蹈她的不光彩的堕落的过去，而是让“超我”在合适的时候发挥作用，强迫“自我”产生压抑抑制“本我”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