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媒介话语的表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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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化研究在西方兴起、流行以来，表征(Representa-tion)一词一直是它的核心概念之一。按照霍尔的界定，所谓表征乃“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1];表征实践既包括语言的信息传递，又包括各种记号及代表和陈述之物的形象的使用;它的延展性直接关系着意义的生成和交流的可能性。以大众媒介为传达手段的新闻传播领域，在社会日趋多元化、媒介化的历史语境下，正以多维话语的方式创造着新的信息和意义的生产模式，实现人类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的互渗与共享。从历史逻辑、运行机制的角度，探讨媒介话语的表征功能，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思考媒介文化的社会作用。

一、媒介话语表征的历史逻辑

口头语言是先民进行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运行过程中，因口语的发明而使技术、习俗得以共享、保存和传承，也让后来的思想、文化、科学获得发展的基础。当文字符号、印刷技术陆续发明以后，系统性的书面语言逐渐占有独立的空间，并担当起民族文化精神的薪火相传的角色;另一方面，口头传播的瞬时性、碎片化的劣势，越发被凸显甚至被有意识地强化。这种态势慢慢塑造了传统的语言观，即语言是人们交流和表达思想的工具，经过心灵的中介客观地“反映”着现实世界，由语言文字固定下来的知识、文化生产的历史，因此取得合法性和权威性。换句话说，媒介的直接价值基于它对既存事物的再现功能。

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结构语言理论，颠覆了反映模式的语言学传统，这不仅掀起语言学界的革命，同时开启了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媒介传播文本化研究的趋势也破茧而出，并逐渐走向一个媒介语言探讨的符码化、模型化面向。索绪尔首先纠正了口头言语活动与书面语言活动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等级化秩序，即书面语言是更高一级的符号形式;相反，他认为后者只是前者的“确定的部分”，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采用的一整套规约。这种制度性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类似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2];并且，鉴于语言活动的日常性、普遍性，它还有效规范着其他符号表现或传播时意义的生产。语言的符号化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式，将过往表层的能指形式的关注延伸到深层的结构规则，拓展了媒介载体的表述空间，表征的实践不再囿于书写的文字形式，还延续到声响、影像、图片等多样化的传播领域。

媒介语言的认知方式，近几十年来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消费主义、大众流行文化理论的解构下，现实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可靠性遭受质询，过往决定论的语言哲学大厦开始摇摇欲坠，语言文字符号的真切性、指向性功能日渐衰弱。这种思潮，同样带动了媒介研究领域的知识变革并呈现新的思维范式;媒介语言及文化的空前活跃，超越了既有的新闻传播学提供的理论视界，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路径，越来越显示出与繁复驳杂的现实生活的间离和局限性，诸如文化主义、技术主义及受众研究的成果，也有力地推动着建构主义的学术理念。人们发现，稳定的语言结构事实上只是一组滑动的能指符码，其真正的意向功能来自多种因素的规约和耦合，像媒体差异、社会语境、接受者自身的文化期待等，都深刻地支配着解码程序及其“所指”结果。先前占主导地位、意指明确的媒介语言，正在为动态的、开放性的话语系统所取代，它们不断记录、改写现实世界，并促使自身在人2012年第1期(总第89期)东南传播类表征领域越发复杂且富有创造性。

从实践角度看，媒介传播已难以被狭隘地归为再现性的模式，它正在以惊人的力量复制同时也型构着日常生活的逻辑，并通过再语境化的方式，塑造了大众认识、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建立在某一特定社会生活领域中思考框架的话语机制的解读，便自然迈入日趋使传者、受者紧密联系，建立普遍互动的、更加生活化、复调化的新的媒介话语结构形式。甚至于，在惯例式的“编读往来”、媒介使用效果之外，对生活常态的介入并简约地“陌生化”的生产方式深深嵌入媒体的组织行为之中。像近10年来民生新闻的热潮，无论从收视率还是接受效应，都直接冲击乃至接管了之前“传者”至上的媒介话语生产方式。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检讨更具包容性的媒介话语的表征实践，了解“新闻制作的日常工作的组织形式、收集新闻的常规程序与新闻制作的社会和经济局限性”，以及新闻事件的源文本“如何被加工成我们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到的新闻的”[3]。惟如此，才能应合大众社会媒介话语的动态模式和文化的生成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