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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式，基层群众工作对我们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各级基层党员干部只有在日常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战略思维能力，才能够把握重点，事半功倍，提高广大群众满意度。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对关系事物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毛泽东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战略思维专门指出： “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正因为他的战略思维达到几乎无人能及的高度，才有了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对战略思维的运用为今天我们全党基层工作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典范。

一、毛泽东战略思维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

1.走上井冈山，是毛泽东运用战略思维，探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开端。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反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疯狂屠杀，革命陷入低潮。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从全局和根本总结了这次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中国革命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指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占多数。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对马克思列宁关于革命理论的机械照搬，毛泽东曾经用32天时间考察湖南五县，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依赖国民党而犯的“右”倾错误和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犯的 “左”倾错误。毛泽东指出以陈独秀和张国焘为代表中央领导人从根本上讲都是瞧不起农民，看不到人口占绝大数的农民的革命积极作用，不愿深入到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由此，毛泽东在1927年的8月7日会议上第一个提出了“枪杆子出政权”的革命论断。这个论断抓住了当时革命的关键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毛泽东又从长远角度分析中国革命的发展途径，必须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发动农民的武装革命。随后，毛泽东回到湖南老家，拉起一支5000人的革命队伍，于1927年9月8日举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部队分成三部分分别向湖南长沙发起进攻。但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沿途的群众在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无法给予起义部队有力的支持，起义部队在进攻长沙的途中先后受挫。这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起义部队集中到文家市，商定下一步计划。在文家市，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全局实际情况出发，顶住巨大的压力，力排众议，作出了起义军放弃北上进攻长沙，改为南下向农村进军的决策。

在南下的途中，毛泽东又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缩编;二是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三党支部建立在连上，这一制度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南撤路途中，不断遭遇强大的敌人围追堵截，起义部队总指挥鲁德铭牺牲，部队人数剩下不到一千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斗争形势十分危急，但毛泽东进行的三湾改编，尤其是党指挥枪原则的确立，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人民军队的最高原则，三湾改编，奠定了中国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上井冈山的过程中，面对井冈山北麓袁文才和山顶王佐力量，毛泽东同样从中国人民军队的长远建设、从中国革命的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积极肯定袁文才和王佐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对当地群众做的贡献，对革命的贡献，从而得到袁文才和王佐的信任，同时，毛泽东又把秋收起义部队中拥有的枪支送给袁文才和王佐，为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扎根做了充分准备。

历史证明，上井冈山对秋收起义军来说是后退了一步，但是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却是前进了一大步。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做出了秋收起义的英明决策。又在决定秋收起义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机立断，挽救了起义军队，而且，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正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期间战略思维的运用而取得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