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30年，王稼祥一直在苏联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与中国本土的革命实践活动长期脱离，在回国后的革命工作中倍感革命经验缺失，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土地革命时期。

此时，王明为督促中央苏区有效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便派王稼祥与任弼时和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于1931年4月4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王稼祥一行人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要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的政策。会上，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打法，与会代表存在较大分歧。多数人主张“分兵退敌”，尽量保存我军实力;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代表的少数人则主张应依靠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优势，诱敌深入，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以自己多年指挥武装斗争的经验和独特的军事见地劝说与会人员，最终在4月19日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苏区领导人员经过慎重讨论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此时的王稼祥被毛泽东敢作敢为的作风及独特的军事见地和主张所感染，因此在思想倾向上他开始赞成并支持毛泽东的方针。虽然王稼祥此时的思想倾向有所转变，但是因为深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故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没有改变原有立场，如对富田事变的定性问题，他仍然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性质的暴动”。1930—1931年王稼祥的思想犹如摇摆不定的天平。一方面，在经历了由一位留学归国的毫无革命实践经验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亲身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后，他意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够照搬苏联革命的成功模式，而是要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尽管当时党内仍有很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对策进行指责，但是王稼祥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后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另一方面，教条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使得王稼祥对毛泽东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不屑一顾。

遵义会议前最终成为毛泽东坚定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