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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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篇文章引发的思考

2008年3月27日，新华网转载了一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题目是《民主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吗》。文章列举了19世纪参与启蒙运动或直接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22个国家(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法国、意大利、美国等)。把这些国家与21世纪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相对比，可以发现，现在拥有一套正常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大都属于或源自19世纪参与启蒙运动或直接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国家，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当然，现在世界上是否只有以上国家属于民主国家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根据以上对比，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历史证明，是文化决定了哪个国家适宜民主。只有在那些具有启蒙文化传统的国家，才能实行民主制度;只有这些国家的人民才会维系乃至渴望民主。启蒙运动是一个奇迹，人民不应该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民主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对于文中这种牵强的结论，我们不是特别认同，因为它暗含了两个预设的前提条件：一是暗含了价值前提，即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才是人类最好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模式是唯一的;二是它暗含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绝对的政治文化条件，即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具备西方那样的政治文化传统，一个国家不经过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不能期待建立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照此逻辑，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必将永远生活在****主义的统治之下了，因为他们不可能重演一次启蒙运动。

虽然结论有些牵强附会，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问题的视角，那就是寻找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根源。民主制度和政治文化传统这二者有相关性吗?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哪些方面与现代民主制度相冲突?中国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条件?本文试图就这三个问题作一肤浅的回答。

让我们回到14世纪的欧洲。经过千余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14世纪初，欧洲进入了各种灾难骚扰的时期，社会动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整个欧洲出现。13世纪欧洲的统一局面消失了，分裂的形势同时威胁着帝国和天主教会。解决这种危机急需在文化和思想领域摆脱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摆脱这种文化和思想****主义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西方在中世纪时把上帝和彼世作为思想的中心，文艺复兴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和现实世界上，这种变化在科学上引起反响，神学从此失去其超越一切的意义，对人和自然的兴趣占了上风。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文艺复兴进入更加繁荣的状态，它对中世纪的知识价值提出了更强有力的挑战。总体而言，文艺复兴强调人文主义的主题，以人类本身作为知识和艺术追求的核心，宗教虽未受到抨击，但是它的原则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文艺复兴运动最典型地体现了对基督教信仰主义的霸权语言的反抗。但是，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能发现，它们其实也包含着对一般的语言霸权的反抗，那就是个性解放的精神。”[1]伴随着这种个性解放的发展，欧洲的思想家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他们对社会的诸多方面提出质疑。在法国，有人反对贵族和教会对王权的影响，批判精神得到极大的发展，由此开启了18世纪下半叶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关于人类事务的基本原则是：人类是善良的，至少是可以完善提高的，他们可以经过教育变得更加完美，人的理性在获得真理的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依赖盲目信仰或者拒绝容忍多样性的宗教是错误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还对天主教会发动了猛烈的抨击。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能够获得自由，进步就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改善物质和社会生活应成为社会的目标。“启蒙不是要以自己的语言霸权取而代之，而是要求一种让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表达的宽松气氛，是一种自由和思想宽容的精神。只有有了这种精神，人类才有可能走出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也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永远沐浴着光明。而且只要有了这样一种开放的环境，人类就有了不断进步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在人类或至少在西方历史上，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反对某一种语言霸权，而是把语言霸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自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2]

孕育了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近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并进而对政治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种影响始于马基雅维利，他在《君主论》中重点讨论了如何在现实中获得和保持权力。他的理论导致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分野，即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强调的政治从属于道德的理论颠倒了过来，论证了道德从属于政治的合理性，认为政治的首要使命是获得和保持权力。马基雅维利及其后一些近代思想家在国家观上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3]。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研究独立于道德，马克思评论道：“从近代马基雅维利……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4]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思想虽然并不深刻，但他的贡献在于对国家这个词赋予了近代政治含义，即将国家定义为最高政治实体，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势力，在自己的领土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在同别国的关系中推行一项有意义的扩张政策。因此，马基雅维利被视为现代国家政治的第一理论家，他力图探讨怎样才能实现国家与公民权力之间合适的平衡。可以说，他的理论是为封建国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作准备的。

在启蒙与自由思想的感召下，继马基雅维利之后，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密尔这样一批思想家相继出现，对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崇尚自然，强调在治理国家方面，应遵循科学的精神而不是宗教。卢梭和洛克改造了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发展出“社会契约”思想。“社会契约”的思想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合法性来源问题，它强调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同意而不是神的意志。所以，如果统治者不履行责任，被统治者就有权认为契约已被废除，他们就不必继续忠诚和服从统治者。因此，政府首先应关心人民的福利，尽可能避免损害个人自由，尊重人们的信仰自由。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即对国家和政府的适度怀疑，成为西方国家政治原则的基础，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遵循了这些原则。

由此可见，西方近代的民主实践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有关联性的。正是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价值追求，导致了自由主义价值原则的产生，而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确保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建立起宽容精神和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