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俞可平与中国民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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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2006年《北京日报》在争鸣版刊发他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后，随后被《学习时报》文摘版、人民网、新华网全文转载，一时洛阳纸贵，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国最新政治风向标，视为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中国新闻周刊》认为他“将政治民主提上公共议程，打开一扇虚掩太久的窗”[1]、 是 “民主的思想推手”。由此可见，近二十年来俞可平有关民主的研究取得较高的成果，并对政界、学术界以至国外产生颇大的影响。为此，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之际，对俞可平有关民主的研究进行梳理，对进一步促进民主研究及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俞可平对于民主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特征：首先，俞可平对民主的诠释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之上的。正如他在《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并没有离开人类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长河，正是因为马克思充分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民主政治的优秀成果，才使他实现了民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飞跃。”正是如此，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中俞可平认为民主包含六个方面：1，民主是个好东西, 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 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2，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 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3，民主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 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 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有内在的局限性;4，民主需要代价;5，民主是有条件的;6，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

其次，俞可平还引进当前西方有关民主研究的最新成果。当前西方，政治学家们开始把民主争论的重点从“人民”和“统治”本身逐渐转向“人民”与“统治”这两者的关系。一些人强调“人民”对于民主的意义，另一些人则强调“统治”对于民主的意义。强调“人民”的理论被称为“实质民主论”，而强调“统治”的理论被称为“程序民主论”。很显然，俞可平借鉴更多的是程序民主论，为此还专门把他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编辑成书，就取名为《民主与陀螺》，而且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民主就是主权在民，或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具体地说，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状态，在这种政治状态下，个人的权利得到了最大或者最充分的保护。它既是一种实体，又是一种程序。作为一种实体，民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一部法律，一般是宪法，它规定这个国家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人类成功的民主实践表明，民主通常只有在宪政条件下才能实现。民主不光具有实体的意义，而且同样也具有程序的意义，即必须有一整套实现民主的运行机制。所以我特别打一个比喻，民主就像陀螺，必须运转起来才有意义”。而当现场观众问道：“‘民主是一个陀螺，要运转起来才有意义’，那么抽这个陀螺的鞭子拿在谁的手里?”时，他又确信的回答“人民群众自己和官员合起来，就是民主这个陀螺旋转的动力”。在理解民主的基本内涵之后，俞可平进一步指出民主亟待厘清六个关系，分别是民主与法治、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民生、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

最后，俞可平对民主研究还借鉴当前西方流行的治理理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兴起一种新的治理理论潮流，那就是善治。在当时，对于西方政治学界新起的“治理”理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治理与善治还是新的概念，甚至连统一的中文译名还没有。而在当时国内仅能发现的4篇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治理和善治的文章中，有3篇是由俞可平撰写的。俞可平认为，人类的政治核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善治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他认为，“善治包含了传统的政治理想状态，如善政、仁政。但是它又超越了善政、仁政”。从此意义上，俞可平的善治理念并不排斥公民社会。那么善治与当今

世界普遍认可的民主、法治理念有什么关系?俞可平认为，“善治包含现代民主政治的大多数基本要素。同时，它超越了民主的范畴。民主需要法治、需要公民参与、需要透明和政府责任，所有这些也都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但是善治也包括了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也是有些人用来反对民主的要素。”可民主政治不包含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政治目标，这是可以商榷的，或者说良好的民主政治与善政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但俞可平还是强调，“善治与民主并不能等同，但善治确实能包含民主的诸多要素，从某种意义上，善治是民主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当然，俞可平最为强调的是还是善治的超时空性。“在政治领域，很难有什么东西可以普遍认可，许多政治概念充满着争议和分歧，民主、****等东西之间南辕北辙，甚至在中国学者内部也充满争议。善治的时空适应性就更大”。如果说善治是超时空性的，那么是可以超越民主政治(主要是西方式的民主宪政)直接到达善治，还是通过民主政治走向善治?对此，俞可平把视角引向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