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他在黑格尔哲学一统天下的德国举起批判的大旗，运用人本主义感性哲学掀起了对黑格尔哲学的首次倒戈，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试析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

马克思认为，他为“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打下了真正的基础”，只有费尔巴哈的著作才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一个半世纪以来，费尔巴哈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无法跳过的关键人物之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越是深入，就越感觉到反思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理论关系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是在批判地继承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基础上创立新世界观的。这一认识从整体上笼统而正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因而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在具体怎样理解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扬弃和超越”问题上大家却莫衷一是。

费尔巴哈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人物，关系到整个现代性形而上学被颠覆、全部意识形态幻觉被打破的问题，马克思哲学革命之重大意义的把握如影随形的关联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之真实作用的评估，因此，当我们在哲学存在论的根基处来阐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性时，对费尔巴哈哲学意义的再次评估也就更显得重要了。

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消除旧有观念、建立新的信念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曲折发展的征程。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更是在激烈的否定与斗争中不断走向科学世界观的。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的剧烈动荡时期，此时他正经历着哲学上的信仰危机。青年马克思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信仰理性和自由，认为国家和法是理性和自由原则的体现。但是在为《莱茵报》撰稿时期，残酷的现实逐渐打破了他的理性主义幻想，社会政治斗争使他意识到：理性的法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总会彻底失败，物质利益占着绝对的上风。黑格尔的理性世界观不能对物质利益问题做出有内容的判断，在问题的解决方面甚至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