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当代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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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 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 年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又不断与时俱进。胡锦涛在2005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结国内外处理民族问题经验教训，从12 个方面概括了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成果， 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 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当代的新发展， 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当代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七要素”引入民族概念。

正确认识、科学阐述民族的内涵，是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关于民族的概念都是沿用斯大林的“四要素”说，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但斯大林的定义主要是根据当时苏联各民族的情况，主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情况。

“这一定义并不完全适用于像我国这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和民族交往历史的国家的民族界定，也不完全适用于像美国那样新兴的移民国家的民族界定。”[1]因此，这个定义在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2005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概念给予了新的诠释，明确提出了“七要素说”，即“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1]10-11。对民族概念的新阐述，不仅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把历史渊源、宗教等作为一些民族形成和构成的因素， 进一步揭示了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使民族概念既符合民族共同体的一般发展规律， 又符合民族共同体的特殊发展规律， 这是对民族概念的新认识和新突破。

二、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内涵。

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回答， 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民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民族问题。

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民族理论界对民族问题的内涵进行了长期的探讨， 形成了见解不一的多家争鸣格局。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也由于对民族问题内涵认识方面的偏颇， 我们党曾提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加之其他因素， 我国在处理民族问题过程中不能把民族问题正确定位， 使我国民族工作进程曲折和严重失误。

在1992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江泽民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 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2]。

根据这个论述， 民族问题的内涵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即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 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亦即一个“发展”、三个“关系”。这个关于民族问题的定义曾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2005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一次肯定这一观点。

“民族问题的根本，说到底是发展问题。离开发展，不可能找到正确解决当代民族问题的答案。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在以往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曲折和失误， 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 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现在搞清楚了，就为正确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3]胡锦涛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 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 突出和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社会的发展。因此，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 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局，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抓住历史的机遇， 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使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赶上先进的汉族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发展， 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