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邓小平文化观高屋建瓴，极富科学魅力，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考， 以下就是全球化态势邓小平理论的起点。

这种科学魅力，与其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对全球化的把握。面对全球化浪潮，邓小平以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视野，系统运筹和理性思考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发展，从而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思维框架。

20世纪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变化最烈、发展最快的100年，这100年带来最大的成果，若从世界文化发展角度看，其真正历史进步在于世界从此迈入全球化时代。何谓“全球化”?对其内涵的诠释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全球化最本质的东西是“全球意识”，也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对此就曾预言，但是，如此急迫地呼吁“我们都是单一人类家族的一员”[1]，如此现实而自觉地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树立起“全球意识”，却发生于20世纪。全球化话题出现的内在动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各国家互相联系的日益紧密化。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指出：“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2](P5-6)当年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谈到最大的感受是“快”。确实，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把各行各业、各国各地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连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建立在信息化、科技化之上。其次是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性日益突出。空间距离的缩小，使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于是人类共生问题也开始紧扣人们的心扉，当“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下跌，几秒种后，就会在伦敦、纽约、苏黎世或阿姆斯特丹引起连锁反应”[2](P5)时，当中东局势的任何微澜都在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世界所面对的真正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整体的生存问题。最后，人类文化自身性质也在昭示着国际化的内在必然性。历史学家与文化学家们早已证实，以往由于境遇不同、历史不同、发展的方向不同及步伐不同，产生了不同文明程度的差异，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应是同一的，人类文化受社会与历史的左右，也会走向趋同。一方面，作为社会现象，文化不是孤立与封闭的，不同特质的文化会相互作用与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现象，文化不是静态与停滞的，风格各异的文化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足迹，不断丰富与完善，不断借鉴与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