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语言一直是一个无法绕开但又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的维度。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试论中国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嬗变。

虽然人类在语言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并非仅限于文学领域，但在文学当中，语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观念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语言观念的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界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变上。“言意之辨”凸显了中国古人的语言观，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文学观念;“言文之争”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对于汉语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发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活动所面临的困境，认为语言在言说、表达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难以传达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指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儒家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周易·系辞上》提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时代潮流，但与先秦相比在基本观念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于佛教特别是禅宗，更是视语言文字为大敌，所谓“才落言诠，尽是死门”，对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脚踢、当头棒喝，把对语言的不满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人对语言并不满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儒、释都基本上是从语用着眼，一旦发现语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言”与“意”之间存在着距离、矛盾，他们就必然对语言进行指责。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认识，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强调以达“意”为目标。儒家虽发现有言不尽意的现象，却认为言最终可达意且只需要达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辞达而已矣”;道家则进一步追寻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禅宗则强调不落文字，直指本心。这些提法，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还存在着分歧，但各家(名家是个例外)从语用的角度人手，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始终是比较稳定的。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人在文学问题上，也是强调要解决言意矛盾，这一点在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说，言意之辨始终是汉语文化内部的问题，是为了解决语言活动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与“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时代的言文之争，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与意义。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思想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以“启蒙”为使命，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展开，耐人寻味的是，汉语变革成为这次转型的先导，被纳入到启蒙的宏大叙事中，并迅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