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最突出的性格特质，即反社会性，他们鼓吹和欢呼动乱，尤其是重大的社会震荡，游民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朝不保夕，身份卑贱，受到其他阶层的歧视， 以下就是由威廉希尔app 为您提供的游民阿Ｑ的发迹变泰史。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社会动荡如大规模的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游民所企及的变革也仅仅是自己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更而已。[1]古有刘邦、朱元璋这样的下层游民发迹变泰，现今我们在《阿Q正传》与《阿Q新传》的比附中，也看到了这个“游民梦想”的再现与重演。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中指出：“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横陈这两部作品，无论是《正传》中那个卑贱的游民阿Q，还是《后传》中那个尊贵的阿Q皇帝，都时时游移于这两种性格之间。

《正传》中，阿Q对此等技法就是颇为娴熟的，对赵太爷就使出了卑躬屈膝套近乎的奴性，而对和自己一样低下的王胡、小D却像主子一样，欲打欲骂得毫不吝惜。革命是游民脱胎换骨的法宝，可胜利却只属于一个“独夫”，比如历史上的朱家天下，刘家王朝。而阿Q这个癞头癞脑的下层游民却能在万万人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一方的Q当家，Q皇帝(《新传》)，可以说是与他熟稔的主奴生存方式密不可分的。阿Q初在蓝盔甲军(《正传》中阿Q梦中的白盔甲军已落寞了)，就以对长官的无人能出其右的奴相赢得了赏识，因此有了显露头脚、步步高升的机会。一旦得势，这种由奴变主，兼而由主而奴的性格就愈加明显了，早先是将在假洋鬼子那得到的屈辱转嫁到毫无反击之力的小尼姑身上，现在作了蓝盔甲军小头目的阿Q则是将上级长官那受到的侮辱，又原封不动的全部赏给了下属。鲁迅先生在《谚语》(《鲁迅全集》第四卷，542)中指出：****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中国人似乎只有两种命运：要么是主子，要么就是奴才。在未庄这片浓重的封建文化的土壤中，不只产生了一个显性的阿Q，还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隐性的阿Q，上至赵太爷、假洋鬼子，下至王胡、小D，即便暂时决定了他们的身份或是主子，或是奴才，可一旦时事发生改变，他们性格深处的隐性的羊或是兽的一面就发挥了作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赵太爷不过是发迹了的阿Q，而游民时代的阿Q也只是没落的赵太爷而已。在《后传》中，当阿Q的蓝盔甲军以大势所趋之势占领未庄时，赵太爷的恐慌，赤裸裸的奴相也是可想而知的。

鲁迅先生在《扣丝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488)中说：中国人有一种爱“包围”“猛人”的习惯。“猛人”者，权势显赫者如皇帝主子之谓也;“包围”者，阿谀奉承之谓也。赵太爷是未庄的“猛人”时，未庄人就去“包围”赵太爷，一旦阿Q成了未庄“猛人”，未庄人包括赵太爷也都会去“包围”阿Q的。主子之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就是因为总是有那么多的奴才包围着他们。

游民多想通过社会动荡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最高理想无外乎“威福、子女、玉帛”。这绝不是真正的社会变革，也绝产生不了真正的革命成果。鲁迅先生在《圣武》(《鲁迅全集》，第一卷，355)中指出这种变革的实质：“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在《正传》中，阿Q在土谷祠中的革命幻想就是为了这些：威福——未庄一伙鸟男女跪下求饶，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还有小D、王胡都该死;子女---来来回回把未庄出名的女子都想了个遍，还包括了邹七嫂年幼的女儿;玉帛——元宝、洋钱、洋纱衫，甚至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通通拿来。这样的革命理想，胜利了的阿Q皇帝会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