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与知识的关系，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知识不是能力，但却是获得能力的前提与基础。而要将知识转化为能力，需要个体的社会实践。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5000字古代文学论文。

人们通常不能直接地接触作为“实在的历史”，而只能透过作为“记载的历史”去间接地触及它。历史从其被记录的那一刻起，就并非是对“发生了什么”的简单再现。英国历史学家F.H.布莱德雷指出：“历史显然包括这两种成分：一方面是在时间中的各种事件;另一方面是在人们心灵中的回忆。”在历史文本中，这两方面是有效地又必然地联结在一起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任何诉诸文本形态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要具有当代性。历史的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按照这种观点，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不是一大堆杂乱、无序的材料汇编，而表现为一种思想活动。历史家的职责，并不只是去把杂乱、无序的材料变得有序，把不连贯的故事变得条理清晰起来，他更要做的，是把这类材料放到它们应放的位置，借助于叙事的种种技巧(有时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把它们看作历史知识在时代精神所限定的范围内的一种辅助，并或显或隐地告诉读者，其思虑何在，其理由何在。

所以司马迁在谈到其着史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其创作《史记》是有鲜明的动机和目的的，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和独立的精神在史学传统和时代精神下的弘扬。

《史记·孝景本纪》即以冷峻的叙事笔调体现着这种倾向。

十二本纪中，《孝景本纪》的写法比较特殊。全文仅1600余字，为本纪中篇幅最短者，与其它诸本纪言、事并重且对重大历史事件记载甚详的特点不同，《孝景本纪》采用编年之法，虽如“七国之乱”之类重大的事件，记载亦极为简略。因其全篇充斥着一些关于天象异变、自然灾异的叙述，以致历来不乏有人疑其为伪，同时也有学者对其进行反驳。当今，比较保守而又通行的说法是：今本《孝景本纪是在司马迁原作的基础上的一个删节本，大体亦保存了原作的风貌和思想倾向。为研究方便，本文以编年的形式对其作以简要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