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我国秦末汉初四位着名隐士，“四皓遁秦，古之逸民”、“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 以下就是由威廉希尔app 为您提供的试论商山四皓汉初事迹。

事迹散见于《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典籍中。由于他们本身素质较高、不与暴秦合作的气节，以及他们在汉初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都给后世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自西汉之后，商山四皓就受到人们特别是诗人的关注与传诵，像三国着名诗人曹植就写有一首《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刘项之争，养志弗营。不应朝聘，保节全贞。应命太子，汉嗣以宁。”如此的评价，到唐代更是比比皆是。笔者据全唐诗库粗略统计，仅诗中含有“四皓”二字的就有50多首，足见一斑。

四皓拒绝刘邦邀请的原因分析 跟古代诸多隐士一样，商山四皓的归隐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即“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82，并非因为生性淡泊。对此，史籍多有记载，《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颜师古注解说：“此(四皓)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远害”所指，可以参证前面引述的《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可见‘‘远害”即躲避秦末战乱，以全身自保。晋代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四皓”条也说：“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这里所说四皓隐居之地虽有误，但认为他们归隐的原因仍然是“避秦乱”而全身。更晚一些的史册沿用了这个说法，如《宋书·谢灵运传》注说：“四皓避秦乱，入商洛深山。”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据上很显然，四皓隐居深山是形势所迫，而不像老、庄那样归隐后不再出山，所以《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还说：“以待天下之定也。”也即是说四皓只是“暂隐”，并没排除出山的可能。这与四皓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据《史记·留侯世家》引《陈留志》，四皓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域，“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日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後，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日霸上先生，一日角里先生。”几个不同籍贯的人聚集到关中，可以肯定不是为了归隐，而是求仕(虽然科举之类的考核形式隋唐才有，但读书人的“学而优则仕”意识，自春秋战国士大夫阶层崛起后就广泛存在)，后来因秦末大乱又一起归隐商山，“以待天下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