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古代文学传记与戏曲

以下为威廉希尔app 为您编辑的古代文学传记与戏曲，敬请关注!!

一、史实反映程度差异

在文学批评中，对人物传记的创作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传记与历史关系极其密切，传记的对象是那些具体存在过或正在存在着的人物，其内容必须真实、准确，符合历史原貌，即以历史现实为主。由此可见，传记要求反映的是现实生活和所传人物的本质特征，要求体现的是所记对象的本质的真实。因此，在其创作时要受到人物原型的限制，取决于人物原型事迹材料本身的典型性和价值，所录也必须有史实依据，做到对历史如实记录、秉笔直书，决不能有闻必录、有载必录，更不用说亦真亦假地虚构渲染了。戏曲则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舞台艺术。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曾指出“：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中国的戏曲所承袭的正是中国古代诗歌“抒情写意”的艺术传统，于再现中偏重表现，在对传记题材的借鉴上也表现出将反映历史的真实作为反映生活真实和情感真实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戏曲家们对史实的态度不是机械照搬，作品可信性不单纯靠对史料人物和事件的纯粹模仿来建立，而是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大胆虚构，力求使传记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更符合生活的逻辑和情感的逻辑。例如，纪君祥的代表作《赵氏孤儿》取材于《史记•赵世家》，通过两者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戏曲创作中对历史素材的改动是融合了他对所处时代的审美体验，更符合读者的感情认知。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假孤儿是别人的孩子，纪君祥在创作中将他人婴儿改为程婴自己的儿子，又增加了屠岸贾令程婴拷打公孙杵臼的情节。作者将剧中人物身份作如此改动，就是想刻意强调是非观和正义感。我们不妨再向前追溯，赵氏灭族一事在《左传》中主要表现为君臣矛盾和家庭纠纷;发展到《史记》则演变为忠良和奸佞之间的斗争;在经过纪君祥的改造后，不仅极大地渲染了悲剧气氛，增强了悲剧效果，而且使简单的忠奸斗争进一步深化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十分自然地表现出了正义力量前赴后继、众志成城的奋斗精神。这种为正义斗争、无所畏惧、自我牺牲的精神正是元代黑暗现实生活所迫切呼唤的，这样的虚构无疑更加符合读者的情感需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传记反映的是本质的真实，而戏曲反映的则是感情的真实。在这点上，李渔的戏曲结构理论就包含着这种可贵的历史发展观。他强调，戏曲创作应“描写未尽之情”，即对同一题材本应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做深入挖掘，以期表现出时代的新意。正所谓“演旧剧如着古董，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旧剧的价值在于“体质愈陈愈古，色相愈变愈奇”，要力求“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用新的观点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使观众“虽观旧剧，如阅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