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威廉希尔app 为您编辑的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敬请关注!!

论文关键词：晋初;儒学;文人心态;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西晋初期，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学的积极影响和晋初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态。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恢复了儒家传统的诗教精神，继承了“美刺”的文学观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济天下”作为创作主题。

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西晋文学的成就，刘册《文心雕龙》云:“晋室群才，稍人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衙;才褥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钟嵘《诗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后，接着指出:“尔后凌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刘、钟二人都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了西晋文学的繁荣景象。

一个时代之文学，其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及发展变化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晋文学的发展，同西晋的思想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玄学的兴盛，是西晋文化学术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西晋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西晋士人的心态与士风的形成均与其密不可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由于玄学的兴盛，其被视为此时期的主流思想，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的余绪，似乎儒学在西晋走向衰微。事实上，儒学在西晋衰微，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西晋实质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

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泰始四年诏》)。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复兴儒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学”。处于低潮的儒学在西晋之初逐渐显露出撅而复振的局面。在西晋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归“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轨迹，掌握儒家的礼仪知识和具备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士人人仕的重要工具。儒学思想在普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一种为皇权所推崇的思想，儒学的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不可能不对百姓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不对晋初士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并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一、儒家思想有很强烈的政治追求，儒学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学说。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膝文公下》)。孟子与孔子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孔孟的影响下，儒家后学都有一种自觉的政治要求，都有学而为民生政治的信念。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儒学及儒学引发的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西晋去汉不远，儒家士族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西晋的影响力依然极大，在儒家建功立业、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导下，晋初士人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从此，追求“不朽”成为士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成为一种人生观。据《晋书》记载，“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现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杜预好为后世之名，追求不朽的心态可见一斑。而“立德”既为“太上”，唯圣人所能，一般士人莫能当之，况且西晋的政治环境亦无道德可言，所以西晋士人往往把自己的追求目标放在“立功”“立言”上，犹以“立功”为要。

西晋初期，南有东吴，北有戎狄，与晋相攻伐，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士人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他们渴望能以自己的才华抓住机遇，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建安时期的英雄主义精神尚未消失殆尽，对西晋士人的思想仍然有着或隐或现的影响，晋初士人渴望能在政治中一显身手，这与儒家积极进取的意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士人强烈的功名意识。左思在《咏史》(其一)中高唱:

弱冠弄柔翰，卓荤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摘，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胃士，畴昔览《攘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晒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终于下定决心征讨东吴。已近而立之年的左思热血沸腾，他决心投笔从戎，在统一东吴的大业中建功立业。为此，他主动请缨。在诗歌中，左思用自叙的方式塑造了一个文武兼备的爱国志士的形象。他发奋攻读，才华横溢，当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毅然投笔从戎。“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可说是诗人此时心声的真实写照，显示出诗人强烈的自信心和急切的用世精神。

潘岳在《闲居赋》中亦写道:“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比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太康元年(公元2g}年)，随着东吴的灭亡，西晋社会初步实现统一与稳定，出现了短暂的太康繁荣。晋初的繁荣和统一之势，刺激了士人的盛世梦想，士阶层普遍表现出一种进取的姿态。这种态度代表了晋初士人对建立功业的希冀，他们希望能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有所作为，得到社会的承认。

晋初士人不仅追求“立功”，亦追求“立言”。杜预就自称:“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而且他身体力行，“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杜预是“立功”之后再“立言”，晋初不少士人是把“立言”作为追求“立功”的一种手段。太康时期，是魏晋之际少有的“中兴之世”。短暂的统一局面，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干宝《晋纪·总论》记载:当时社会上“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间不闭……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也给某些文人带来幻想，认为富强的大一统的大汉帝国时代即将重现，这使他们有兴趣从事文学创作，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对升平社会的歌颂，对理想的追求，尤其一些出身寒素之士更把文学作为表现自己才华、以求仕进的晋身之阶。史载张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磋称咏，为之延誉”。如成公绥出身寒门，无仕进之机，张华“每见其文，叹服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征为博士”。这是典型的以文采得仕进的例子。其他如束哲、陈筹等，也是因才华知名而步入仕途，所以“立言”是晋初士人重要的人生追求，并且往往与“立功”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