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策问”是古代以策试士时由主考一方出题发问，其中由皇帝亲自发问或者代表皇帝发问的称为“制策”，由各级主考的政府部门发问的称为“试策”。士子的回答则称为对策。

一、汉文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道:“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1]，这里的应诏而陈政，即是针对统治者关于时政的策问给以准确的回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它确立于西汉前期。

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发生了日食，文帝以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施政有过给以警戒，所谓“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因此下诏令臣民上言自己的过失，同时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九月，汉文帝再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2]关于文帝策问的具体内容，《汉书》记载道:“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

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分析这篇策问我们可以看出五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古代统治者的推崇与效仿;二是对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对自己进行解剖与评价;四是讲自己征举贤良及直言极谏者的目的，“将以匡朕之不逮”;五是就对策的问题作出说明，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要求贤良们认真对待，作出答策。

从策试的视角来看，文帝二年和十五年的两次诏举贤良，第一次的目的是要纠正自己施政的过失，考试的性质还不十分明显;第二次策问则明确提出皇帝要亲自进行策试的具体内涵，并且要采纳贤良们的建策，这可以看做策试制度化的开始。而从被举荐的贤良方正之对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时政和治国方略确是深有见地。

如这次的诏举贤良文学士，晁错获得了第一，他在对策文中按照皇帝策问的内容层次，一一作出答策:首先是自谦;接着对“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直言极谏’”作出回答，他以五霸为例讲了春秋五个霸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到直言极谏的“方正之士”的辅佐，能够“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五霸因此被后世称为“贤主”;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为例，分析了“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产生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的状况，又以汉文帝即位以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的诸多惠政作为对比，称赞这些是“上世之所难及”、“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最后，他对“诏策曰‘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作出回答，认为“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之;三王臣主俱贤，则共忧之;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之”，汉文帝资材不亚于五帝，然君临天下十六年来，“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之所以如此，“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他希望汉文帝能够亲身治理朝政，以实现天下之治[3]。

二、汉武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