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纪行赋纪实性风格，本文拟从两汉赋作所表现出的纪实性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探索。

纪行赋是指与韵文体的游记类辞赋相似，一般比大赋篇幅短，但内容很丰富，叙述行程、反映现实、抒发情感的作品。其最初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楚辞·九章》中的《涉江》、《哀郢》篇，赋中有许多记述屈原流放经历及旅途见闻感受的内容，并将写景、抒情结合在一起，是纪行赋的滥觞，但是其中纪行的成分较少，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纪行赋。正式确立纪行赋程式的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作的《遂初赋》，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较成熟的纪行赋。此后，在此基础上纪行赋作品大量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其中以潘岳的《西征赋》为最高成就的代表。对于两汉纪行赋的各种研究，前贤们已做了详尽且深入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本文试图就两汉纪行赋在纪实性方面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分析。

据笔者粗略统计，两汉纪行赋共二十七篇，从其内容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来看，我们可以把两汉纪行赋分为咏史类纪行赋、述志类纪行赋及军旅类纪行赋。其中咏史纪行赋三篇，分别是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蔡邕《述行赋》;述志类纪行赋五篇，分别是刘歆《遂初赋》、冯衍《显志赋》、葛龚《遂初赋》、刘祯《遂志赋》、崔琰《述初赋》。所有赋作中表现出的纪实性，不仅仅体现在对历史的记载上，还表现在作者通过作品抒发的借古讽今、愤世嫉俗的情感中，每篇作品都真实记述了作者们通过借助于各种客体所要表达的真实的情感，相对史书记载而言，可以看作是另类的历史记载。

首先，作者丰富的史学功底是两汉纪行赋纪实性特点的基础。要写出具有历史叙事意义的作品，必须得有相当丰富的史学知识，有深厚的史学功底，纪行赋都是作者对自己生平志向、或被贬、或避难、或愤世嫉俗、或不遇于当世等等经历的真实描述，而且，“赋”这一文体本就适合于铺叙陈述、抒发情志，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些赋学大家提供了丰富资料。两汉的纪行赋作家刘歆、班彪、班昭、蔡邕、冯衍、葛龚、崔琰、崔骃、曹氏兄弟及建安七子等都与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刘歆，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刘向之子，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学等方面都堪称大家，“讲传记、诸子，无所不究”，“治《左氏》……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班彪学博才高，专力从事于史学著述，《后汉书·班彪列传》中云：“彪性沈重好古”，“才高而好述做”，“採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他写成《后传》六十余篇，斟酌前史，纠正得失，为后世所重，而其子班固修成《汉书》，史料亦多依班彪，认为那实际上是他修史工作的继续。班昭，班彪之女，博学高才，是我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其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班昭继承遗志，完成《汉书》(《后汉书·列女传》)。蔡邕，博学多才，通晓经史、天文，擅长辞赋，在编写历史典籍方面贡献非常大，“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后汉书·蔡邕传》)。以上诸位，都是博古通今的大家，作赋态度极其严谨，尤其是蔡邕“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考之旧闻，厥事举兮。”希望凭此赋来求得不朽的事业，俨然是以史传写作的目标来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