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

(一)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历史作用的研究

1991年以前,美国研究者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作了一定的探讨,认为此政策对新时期的中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1.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主动地位,既独立于苏美之外,但同时与这两个超级大国发展了关系贝斯•格林指出,在80年代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后,中国一方面“与美国和苏联保持独立”,但同时又与这两个超级大国改善和发展了关系[4]6。2.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东亚国家建立或发展友好关系贝斯•格林指出,80年代“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后,中国既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恢复了有限的接触”,又与美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建立了“密切关系”;同时注意“维护其在第三世界心中的形象”,也“维护中国主权”[4]5-6。乔纳森•波拉克指出:“至70年代末,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被排除在东亚之外的非正常现象终于走到了尽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长期混乱局面在整体上延误了这一过程,但在80年代初,这种影响很快便减退了,中国同绝大多数邻国建立了外交关系。”[2]4713.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更加广泛地参与地区和全球经济合作乔纳森•波拉克指出,自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后,中国开始具有“全球主义者”的取向,为中国极其广泛地参与地区和全球经济合作打开了大门。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对外国的贷款、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援助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总之,8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使得中国与世界经济组织出现了“近于完全的合作”,尤其是中国成为日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471。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的这些评价总体上来说是较公正和客观的。

(二)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历史作用的研究

1992年以来,美国研究者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作了更加广泛深入的探析。他们认为,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对新时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尤其是对外工作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

1.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能够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发展正常关系塞克斯顿等人指出,在80年代,中国不仅与资本主义美国发展“正常的关系”,而且从1982年起也开始努力与苏联关系正常化[15]185。赵全胜和刘国力指出,1982年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后,中国“继续对它与美国的关系给予特别关注”。即使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但稍后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同时,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助于中国与苏联在198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仍然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发展密切关系”[10]118。2.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同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和平与正常的关系塞克斯顿等人指出,在80年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有邻国建立起了“和平与正常的关系”[15]185。金德芳指出,在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指导下,“中国不仅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外交关系获得了改善,而且与苏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与越南的外交关系也获得了改善”[31]。傅高义指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80年代中国不仅“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而且“改善了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16]714。3.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并推动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和文化交流麦艾文指出,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改革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目的就是要“努力确保中国的外部环境稳定”,从而促进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如邓小平生前所说“发展才是硬道理”[8]15。郝雨凡指出,80年代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后,“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来自世界银行、日本政府、澳大利亚、西欧的多边和双边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1982年中国开始从国际商业银行借款。虽然6•4风波而一度有所下降,但中国借款的规模越来越大”。所有这些不仅给当时中国带来资金,提供就业机会,而且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中国“各项涉外法规也得以建立和完善”[17]59。塞克斯顿等人也指出,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也促进了当时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15]178。4.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简三强指出,由于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所以80年代以后中国与英国、葡萄牙分别进行了谈判,务实地处理了香港和澳门问题;另外,北京在与台北的关系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9]220。5.有助于80年代以后中国国际声誉不断提升,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塞缪尔指出,8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树立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中的大国地位”[32]364。的确,此后中国外交上也“一直在设法扩大其国际影响”,“提高其国际声誉”。

总之,8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政策有助于“中国不断地显露出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32]378。6.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以及目前中国外交仍然具有影响戴维•兰普顿指出,邓小平制定并被1982年中共十二大阐述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路线”被以后“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领导层”所“奉行”[33]。刘国力指出,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3]12。傅高义指出,邓小平时代中国对外政策中的许多内容,如“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改善中国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不称霸”、“绝不当头”、“不应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有所作为”,等等,这些对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外交仍然有一定的影响。目前中国“变得强大”,但对外“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的关系”。

此外,美国研究者认为,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对80年代以来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合作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刘国力指出,自80年代奉行这一对外政策以来,“中国积极地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中国愿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建立一个新型的和平、稳定、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作不懈的努力”[23]13。显然,后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对中国80年代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