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7月，中村义三在介绍了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状况后，指出日本兴起政党乃大势所趋。他认为，日本受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200多年，人民长期受到政治压迫，丝毫不能了解国家政治，更不用说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了：“虽在专制国家未见真正之政党，但苟于民主政治及欲施行君民共治政体之邦国，必不能没有此政党也，否，乃不得不使之兴起也。作为我邦今日，此政党之兴起，亦甚有因由也。抑我邦二百有余年，被压束于武门专治之下，国民也未曾能窥知国政之一分。”如果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或像当时日本许多人宣传的那样实施君民共治的政治体制，就必然要促使政党兴起。“天运之循环，遂脱离武门之约束，得生息于明治宽大之治下。接近国民之自由权利大为挽回之道，几乎进入授予国政之地位，吾人不得不云最幸福也。而今日政党之兴起，全在于明治更新之初也。”他认为，日本在明治政府提倡社会革新的大环境下，各种政党的兴起正符合了历史发展趋势，有利于人民争取自由权利甚至参与政治。

　　民权理论家中江兆民则批判了传统的“无偏无党”观念：“近时有一种议论者日：我庙堂诸公，公平无私，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等。有主张关乎政事不持一定旨义者。此乃误解所谓王道荡荡之古语者也。此乃直接诬我庙堂诸公者也。”他主张，在当时的社会，要从事政治活动，必然应该加入某一党派：“苟作为趋走于庙廊之上操纵政治机关

之人物，除其脑中有许多思想、其胸中有几分良心之外，对政治方面之事，务必有一定之旨义。除有一定之旨义外，尚须与其他同旨义之人同意见，乃政党自然于其间见形态之道理也。”他认为，只要是掌握国家政权、考虑国家大事的政治家，不可能真正做到所谓“无偏无党”。因为这些政治家要治理国家、从事政治活动，必然会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会联合与自己主张相同的人一起完成政治抱负：“若作为挂念一国之命运、一年至少真正考虑一次如何可能促使国家昌盛、如何可能加速国家危亡之人物，理应务必列于国内一政党之中也。”这样，自然就会产生相应的政治党派，政治家不可能超然于各党派之外。这实际上强调了“近代化的政治离不开政党”这一原理，表明了政党在近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中江还具体举例说明政党在近代政治中的各种表现：“听闻在枢密院内，有关宪法，顾问官颇有议论。其中有应当允许多少自由主义倾向之议论；有扩大民选区和缩小官选区之议论；或相反，有缩小前者、扩大后者之议论。而在此二议论中，各自皆有不少盟友，岂非毫无与政党类似耶?”即各种政治活动均与政党主张有关。他甚至认为，政党的作用和影响不仅表现在议会中，就连内阁的宰相、大臣也必然要受某一政党的制约：“在我庙堂诸公间也萌芽政党心，乃当然之事……国会近在眼前，我等尚未曾听闻政治之主义与舆论之效力仅议员需要而宰相大臣不需要；我等尚未曾听闻议员于政治上相斗而宰相大臣绝不会成为对手；我等尚未曾听闻几十年来同职相互交往，而有关国之大计与其他大臣从未产生意见不同者；我等尚未曾听闻身为大臣，故一生皆与民间人物意见不相同者。过分明白之道理，厌言之、厌闻之，宁可言民间之政党。”既然掌握国家大权的宰相大臣总会有一定的政治主张，所以当作为议员的政党在议会中相互斗争时，宰相大臣绝不会仅作壁上观，总会受议会中各政党的意见影响，决策常受政党主张的左右。这种理论无疑为政党内阁构想埋下了伏笔。

　　但是，也有对政党政治持不同看法的思想家。如井上毅认识到政党在国家权力运行中的重要性，但从内心主张仿效德意志的君主立宪制而反对实行英美的政党政治制度。井上虽承认政党政治在近代国家中存在的合理性：“文明之邦没有无政党者，召开议会，以党分配席位，各党相制，保持均势。各党争辩，发现真理。而各党之内没有组织、制置、盟约节制，一人出入于两党亦不为怪。政党之交，其淡如水。故国法不承认政党，但不忌讳政党也。”但另一方面，他又持控制政党发展的观点。他强调：“我国立宪有圣誓，而未公布宪法。当此时，内阁诸公纯属皇上所任使，不被政党干涉左右，乃当然之理，毋庸置疑者也。”他认为，政府应当服从天皇调遣，不应受政党左右。甚至政党本身也应服从天皇约束：“今我国方在国会准备时期，而政党如蝟毛而兴，幸我哉?圣天子夙发明诏，约立宪之政，以示标准，使臣民统一其所向。今政党其类虽不统一，盖皆遵奉明诏，感激圣意，乃立于同一范围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