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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出现过多次的变法，但所有这些变法，无不是在不改变封建主义统治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当时也不存在改变这种统治基础的条件。而19世纪的戊戌变法维新，则具有与以往任何一次变法不同的特点。这次运动的特点：一是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二是维新，进行改革，要求废科举、办学堂，从“以农立国”改变成“以工立国”，从封建的君主专制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以便“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发展社会经济。下面我将从这次运动的背景、内容、评价等方面试加以论述。

　　一、背景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经济发展停滞，政治腐败，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在加深。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为了求得苟安，不得不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搞起了洋务运动。然由于其严重的封建性和官僚性，连年亏损，甲午惨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寿终正寝，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戊戌维新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代。

　　二、内容

　　“中国两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1]若求“万世之法”，须“变通旧法”[2]在康有为看来，皇帝“若果能涤除积习，别立堂基”，那么中国便“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甚至“为地球而有余”。[3]“皇上览之，肃然动容”，从此，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关系日益密切。1898年4月23日，光绪帝毅然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开始。具体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主张效法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变中国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酝酿已久。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一次比一次明确地加以陈述，最后终于提出开国会、立宪法。然而，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却不再提开国会、立宪法，而是主张在中央设制度局总其纲，由“皇帝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充任”，并可每天同皇帝见面，共同议政，总揽新政大权。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局分其事。凡制度局议定的新政，都交给十二局分别执行。制度局成为立法机关，十二局则成为行政机关。至于地方，道设民政局，县设民政分局，以推行新政。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制度局开不成，他又建议开懋勤殿。

　　（二）从上可以看出，从设议院、立宪法到开制度局、懋勤殿，无疑反映了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在倒退。但能否就据此认为康有为背叛了自己开国会、立宪法的政治纲领呢？我认为这样说是有待商榷的。其实，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以说得很清楚，“日本变法之始，先正定官制，可谓知本”，[4]其中制度局“尤为变法之下手”，[5]被视为“存亡强弱第一关键”。[6]中国既然要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当然也应该把制度局作为变法的“关键”，因此把设立制度局的主张和方案放在首位也就是顺理成章地了。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是一种初级的上议院，或叫做中国式的特殊上议院；制度局下的十二局和地方上的“新政局”、“民政局”，则是康有为设想的执行制度局决议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样一来，康有为设立的制度局和十二局、新政局、民政局，就成了改造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的方案，势必引起清朝政局的根本变革，使守旧派大权旁落，维新派执掌权柄。至于开懋勤殿，无非是企图以“复古制”的幌子来掩人耳目，减少反对派的阻力。所以我认为，开制度局、懋勤殿和设议院是不矛盾的，它们只不过是高低级别之间互相衔接的一个系列。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考虑到守旧势力太大，加之民智未开，条件不成熟，他主张开制度局或开懋勤殿，是为国会做准备，不能简单地视为背叛。相反，这恰恰是他从纯理论的议会观落实到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案上来，正是他变法思想日趋成熟和务实的表现。综观康有为的一生，实行君主立宪是康有为一直坚持的现实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