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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顾名思义，意味着国家之间由于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而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陈玉刚对国际体系内涵有类似的表述：“一些国家根据一定的规则互动而形成的一个国家体系，就是国际体系。”［1］
　　 James Lee Ray 和Juliet Kaarbo指出：“近代国家和近代国际体系是在1648年以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召开为标志而出现，威斯特伐利亚协议取代了教皇一统天下的思想被主权国家的观念所代替，欧洲国家从18世纪开始主张并奉行权力制衡原则。”［2］国家的权力规模和权力内涵会发生变化，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者其他非政府组织只是表现或承担国家权力变化的载体，黄仁伟指出：“1648 年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体系的起点, 它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民族国家体制的框架基础。”［3］结合学者们的观点，作者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单元变化与行为互动的主体是专指主权民族国家，因此，本文将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分析对象，研究其权力变化原因和行为互动方式。
　　 一、国际体系权力结构释义
　　 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国家行为体依据其所拥有的不同权力规模和权力内涵所决定的对其他行为体影响和支配作用及对体系控制和导向功能作用的大小，按照一定排列方式和层次分布组成体系结构。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家是通过彼此互动塑造出国际政治系统结构的单元，而且它们将长期保持这种作用。”［4］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最大区别之处在于国际社会的无序状态和成员的期待平等心理，等级关系不仅体现着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关系，而且也反映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内容，国家间存在不平等关系源自于各国所具有的权力不同，从而导致国家因其权力不同而在国际体系中所处于的层次差异，因此而形成国际体系中具有若干层次的权力结构，大国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支点和主要牵引力量。
　　 沃尔兹指出：“国际政治学者只是根据大国的数量区分国际政治系统，系统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结构的变化导致对系统单元的行为以及它们互动结果的预期也随之变化。”［4］美国学者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认为：“从定义上看，国际关系有别于政治学的其他研究，因为它关注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5］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原因，除了彼此间的权力差异所形成的权力位差，还在于国际体系是一个无政府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个主权民族国家都奉行丛林原则，在国家交往的层面上，不存在强国完全为了弱国利益而主动损蚀自己的利益，强国不与弱国谈判和协调（或者说弱国无外交）已经成为国际交往关系的铁律。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专著中类比似地作出如下论述，“公元前416年，雅典人派特使告诫米利安人（Melians），他们或者战死或者投降，米利安人回应说他们是为自由而战，雅典人则回应说‘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逆来顺受’，这句话的本意是指，在现实世界中，道德没有存在余地。”［6］主权民族国家追求权力是满足其自身生存和繁荣的必要保障，因而其所采取的无论是结盟政策，还是信奉中立立场或者是追求权力均势也必然是建构和强化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具体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