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环境看，美国近年来经济增长能力减弱，持续反恐的动能不足。作为反恐的动力源泉，强大的经济后盾，不仅能为反恐源源不断提供人力物力，更重要的它还可保障反恐的广泛性和持久性，直至最后胜利。因此，经济与反恐关系密切。美国学者米特·费里顿认为，恐怖袭击与国防开支间存在着单向关系，即恐怖袭击会导致国防开支的增加，而增加国防开支不会减少恐怖袭击的次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减少恐怖袭击不能单纯依靠国防建设，更多有赖于经济社会的相互协调才能实现。Feridun M, Shahbaz M. Fighting Terrorism: Are Military Measures Effectiv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urkey. Defense and Peace Economics,2010,21(2)“9·11”后，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美国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动荡加剧，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美国仍不遗余力地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国土防御能力、司法制度、情报等各种手段打击恐怖活动，以图摆脱恐怖主义的困扰。然事与愿违，美国依旧处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安全困境当中，在国外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战场的泥潭，国内恐怖袭击事件也有增无减。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财政吃紧，军费压力增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糟糕经济现状对美国反恐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美国要想实现反恐的全面胜利，就必须依仗其用于支撑其地位和现状的经济能力增长高于美国维持反恐的经济成本。否则，美国会因“维持国际现状的经济成本比支配国用于支撑其地位和现状的财政能力上升得更快”［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61而陷入反恐绝境。迫于美国疲弱经济形势压力，美政府只得改弦易辙，调降反恐战略和反恐预期，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经济问题。

　　从政治环境看，美国小布什与奥巴马的权力更迭，造成反恐理念发生改变。在美国历史上，因总统换届而导致外交战略转变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汉密尔顿主张美国要有全球战略，已确保美国的全球利益；威尔逊从理想主义出发，在民主和人权方面张扬美国的全球战略；而杰斐逊则坚决反对美国在外交上奉行的所谓干预政策，要求美国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够了；杰克逊在对外战略上更是一个典型的怀疑主义者等。可见，不同外交风格对美国外交战略的走势至关重要。2009年，美国政坛适逢小布什和奥巴马的总统换届，新老总统交替时常因为总统外交风格不同，难免会出现差异化的外交战略。作为共和党的代言人，小布什的外交风格属于强硬派，在对外政策上致力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利益